第7章 城市竞争力空间效应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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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城市竞争力空间效应分析
第7章城市竞争力的空间效应分析
全球化和地方化作为城市竞争力的外部环境因素,是城市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
同时,城市通过竞争影响着全球化和地方化的过程,并在不同层面空间上投下其竞争效应的投影。
本章分析的主要思路如图7-1所示。
本章的分析
思路框架
全球/地方化过程中的城市合作性竞争
竞争过程和竞争结果的空间效应分析
全球层面——全球城市及其体系网络
全球专业化分工协作中的合作性竞争
区域层面:
产业簇群;城市簇群
地方(区域)产业集聚中的合作性竞争
城市层面:
新产业区与城市空间结构
竞争机制
空间效应
图7-1本章研究逻辑线路
一、全球化和地方化过程中的城市合作性竞争
城市竞争之间的合作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城市之间存在产品、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关联,形成互补关系和相互依赖,因而需要通过相互合作才能满足各自多方面的需求。
这主要通过专业化分工和贸易来实现;二是迫于市场竞争压力,通过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或扩大同种优势,形成竞争力的合力,追求各自经济发展的更加稳定、规模更大。
城市之间通过合作提高各自的竞争力,参与市场竞争,一个城市经济实力和运转效率的提高,可以同时给其它城市的发展甚至整个区域的整合带来促进作用。
全球化和地方化过程中,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合作性竞争从空间上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全球范围内分散的专业化分工协作;
(2)区域层次,即地方层面的产业集聚中的合作性竞争(孙明洁,2001)。
(一)全球专业化分工协作中的城市合作性竞争
在全球化阶段,高度的竞争,已经迫使原来垂直整合的大公司,逐步扁平化,形成垂直和水平分工相结合的方式(李悦,李平,2002);或是将部分标准化生产的部分外移到其它地区生产,形成全球性的分工体系(孙明洁,2000)。
迅猛发展的交通和通讯技术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缩短了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空间距离,密切了协作关系,同时加强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推动了生产过程的全球化。
很多制造业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在全球范围内分离,产品的各个部件可以分散在世界多个地方生产,最后组装在一起,再销售到世界各地。
因而,一个产品的形成,往往不是一个工厂或企业生产的,而是多个企业、无数道工序,甚至是数百家、成千上万家企业的产品组合而成的,它融合了许多行业的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如美国的波音客机,在全球几十个国家生产零部件,而后再组装;而一台计算机,主板可能是本国生产的,芯片可能是美国设计而别国生产的,硬盘则可能是东南亚生产的。
可见,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社会劳动的分工、资源的分配、新产业和新产品的形成和开发,绝大多数不只是在一个城市,而是在若干个城市与地区之间展开,城市与城市之间产业的相互依赖性很强。
每个城市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形成共同的竞争优势。
图7-2各生产过程价值增值量示意图(资料来源:
童昕、王缉慈.2000)
这种全球范围的专业化分工有别于以往的传统专业化分工,更加深入与细化。
实际上是将产品生产的整个价值链分解成不同阶段,由不同的单位来完成,不同的阶段可以在空间上分离,各自寻求最适宜的区位。
但是,每个生产阶段的的价值增加值是不尽相同的(如图7-2所示)。
在整个生产的价值实现过程中,制造装配阶段的增加量最低,因而对成本最敏感(往往分散到发展中国家,寻求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越往两端,增加值越高,对成本也越不敏感(一般还是集中于发达国家)。
(二)区域产业集聚中的合作性竞争
波特认为(Porter,1998),产业簇群(industrialclusters)是特定领域内相互关联的企业和机构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
工业化时代的代表性产业像钢铁工业、化学工业、汽车工业、造船业等大规模聚集在某一特定的地理区域。
而综观世界经济发展可以发现,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仍是高度集中(高飞,2002)。
实际上,当今世界的经济地图是被产业集聚的状态——“产业簇群”所占据的。
产业群已成为每个国家、区域、州、甚至大都市经济的显著特征。
在世界经济竞争中,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往往就是这些产业群所在的地区,如著名的硅谷和好莱坞等(波特,2000)。
同样,城市要提高竞争力,参与产业群内部的合作与竞争也至关重要。
如果说全球化生产是产品价值链的分散化,那么产业群的实质就是企业产品价值链在地理空间上的紧密结合。
相关产业和机构往往集中于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在竞争的同时,通过产业之间的横向和纵向合作促进整个产业群的发展,产生经济外部性,促进各企业、产业自身的发展,实现双赢发展,产业集聚实质上是波特菱形或者说企业的价值链在空间上的紧密结合。
用产业集聚等内生因素可以较好地解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却不具有竞争优势的原因。
波特说:
“贫穷的国家缺乏发展良好的群聚区,他们在世界市场上以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进行竞争。
要摆脱这一阶段,发展功能完善的群聚区是基本的(波特,2001)”。
参照聚集经济原理,产业簇群通过如下机制影响企业和产业的载体——区域和城市的竞争。
(1)外部经济效应。
集聚区域内企业数量众多,从单个企业来看,规模也许并不大,但集聚区内的企业彼此实行高度的分工协作,生产率极高,产品不断出口到区域外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从而使整个产业集聚区获得一种外部规模经济。
(2)通过降低空间交易成本,能够提高生产率,增强生产力来施加影响。
空间交易成本包括运输成本、信息成本、寻找成本以及合约的谈判成本与执行成本。
产业集聚区内的企业地理邻近,容易建立信誉机制和相互信赖关系,从而大大减少机会主义行为。
区内拥有专业化的人才库,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来工作,这就减少了在雇佣专业人才方面的交易成本。
集聚区内有大量的专业信息、个人关系及种种社区联系使信息流动很快,这样减少了企业的信息成本。
重要投入品大多可以从集聚区内其它企业就近获得,可以节省运输成本和库存成本,还能享受供应商提供的辅助服务。
这些都使区域内的企业降低了交易成本,能以更高的生产率来生产或服务。
(3)通过推动创新的方向和步伐,为未来生产力的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也是集聚的创新效应。
现代区域创新理论特别强调区域内集体学习的作用。
集聚在一起的企业可以边干边学。
集聚——学习——竞争就成为一个不断演化下去的相互作用、自我激励的动态过程。
大量的研究表明,研究与开发、生产和销售等是相互作用的,各种信息反馈是频繁的。
大量的创新通常是在研究与开发活动之外的生产实践中产生的(张元智,2001)。
区域经济学及产业经济学也认为,产业集聚是创新因素的集聚和竞争动力的放大,产业集聚是新企业诞生的催化剂。
集中的顾客群降低了设立新企业的投资风险,投资者容易发现市场机会。
在产业集聚的地方工作,创业者更容易发现产品或服务的缺口,受到启发,建立新的企业。
再加上产业集聚区域的进入障碍低于其它地区,所需要的设备、技术、投入品以及员工都能在区域内解决,因而开办新的企业要比在其它地区容易得多。
企业所需要的客户、市场信息,创业者可能在新企业成立之前就已经拥有了。
集聚对创新的贡献还在于同行业之间的“干中学”与非正式交流。
企业的地理集中分布有助于创造性的构想以及技术秘密在个人之间非正式的交流,即产生知识外溢。
这种非正式的交流往往不是通过契约的形式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不同公司员工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工作之余的聊天等,使得不同的思想在交流中相互碰撞而产生新的火花(波特,2000;张元智,2001)。
在硅谷,酒吧、娱乐场所都是交流场所,同学、同事、相识等关系都可以成为相互联系交流的纽带。
这种交流与高度一体化组织的内部交流有本质上的不同。
它带来了最新的市场信息、管理经验、技术诀窍,同时也激发了创新的灵感。
而在我国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沿海地区的产业密集区内,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视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而忽视与本地企业联系的倾向。
如果一家企业完全依赖全球战略,而不与当地企业发生联系,那么,前面所论述的集聚效应就无法产生,这必将会造成对外国的严重依赖,对当地区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带来不利影响。
通过上述外部经济性、降低成本、促进创新等方式,产业集聚对城市竞争的影响是:
产业集聚加剧了城市企业间的竞争,也加强了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竞争并不排斥合作。
在追求差异的竞争者看来,同行业之间直接面对面的竞争并不多见,更多的是相互之间的合作。
在不断出现的技术创新过程中,没有一家公司能够独立完成一件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与竞争的同行相互交流合作,共同分享本行业的知识与信息,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产业集聚能够产生竞争优势,但并非只要有集聚就会产生竞争优势。
集聚可以看作是产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通过产业集聚获得竞争优势,还要有区域文化、企业文化及制度等方面的支持。
“簇群区提升了竞争与合作两个方面。
竞争与合作可以共存是因为它们发生在不同的范围以及不同的参与者之间(波特,2000)”。
当代的技术创新是一种社会过程,需要企业既竞争又合作的特殊文化氛围。
竞争不仅仅表现在对资源的争夺,还表现在其它方面。
同居一地,同行业相互比较,有了业绩评价的标尺,这为企业带来了竞争的压力。
绩效好的企业能够从中获得成功的荣誉,而绩效差的或者平庸的企业会因此感受到压力。
不断的比较产生了不断的激励。
如果只有竞争而没有合作,产业集聚就无法内生竞争优势。
总之,集聚增强了竞争,竞争也提升了产业集聚区的竞争能力,使得区内的企业比起那些散落在各个地方的企业,具有了更强的竞争优势,更容易进入这一行业的前沿地带(张元智,2001)。
二、城市竞争力的空间效应分析
城市的全球分散性合作竞争和区域集聚性合作竞争方式导致城市在全球层面和地方层面(区域、城市)层面上的空间效应。
(一)全球层面的城市竞争效应分析
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全球经济体系和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在重构(沈建法,2002)。
全球范围内争夺资源、市场的城市竞争是加剧全球经济体系和国际劳动地域分工重构进程的重要推动力。
在全球层面上表现为:
(1)全球城市体系的形成;
(2)首位城市主宰世界经济趋势明显;(3)多极、多层次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形成,流动空间不断强化(顾朝林,1999)。
1、全球城市体系的形成
随着世界贸易的增加和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的逐步形成,以及跨国公司对各国经济的不断渗透,使若干全球信息节点城市发展成为世界城市或国际性城市,控制和主宰着全球的经济命脉。
城市之间的竞争和发展使全球城市体系出现了新等级体系结构,即世界级城市、跨国级城市、国家级城市、区域级城市和地方级城市。
而且城市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由于相互间联系的广泛性而愈益重要。
这样,随着城市的竞争,城市间的经济网络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命脉,使若干世界性的节点城市成为在空间权力上超越国家的实体,全球城市体系的格局逐渐形成(如图7-3)(J.V.Beaverstock1andP.J.TaylorR.G.Smith,1999)。
图7-3世界城市等级体系
资料来源:
J.V.Beaverstock1andP.J.TaylorR.G.Smith(1999)
2、首位城市主宰世界经济趋势明显
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重构、国际竞争不仅形成了全球新的经济空间结构,而且形成了新的空间权力结构,使全球经济实体多层次化,出现了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银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欧州联盟(EU)等这样的全球经济实体或跨国经济组织。
这些经济实体的所在地(即城市区域)在全球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其社会特征的建设中,实际上也正一步步替代国家的作用,使国家权力空心化(hollowingout)(JohnFriedmann,1995)。
与此同时,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和空间分散也促进了社会经济活动最高层管理和控制的进一步集聚,这主要在于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运行机制需要不太多的强有力的中心来控制全球化带来的影响。
更进一步说,信息产业的生产和传输需要发达的物质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又迫使一些城市成为信息网络中极度集聚的节点。
一旦这样的过程开始,城市体系的极化作用加剧。
一方面,在全球经济重建过程中,经济活动、公司、市场和基础设施在一些重要的城市重新发挥积极的作用。
自80年代电讯业在所有发达的产业部门被广泛应用时,纽约、洛杉矶、伦敦、东京、法兰克福、圣保罗、香港、悉尼、多伦多等世界上重要的城市中心商务区和世界城市的国际商务中心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逐步形成蔚为壮观的新城市景观。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资本和技术的全球转移,其在地理空间和机构框架上带来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新空间扩散,最熟悉的是出口加工区和海外银行中心。
在若干城市首位度极高的国家或地区,首位城市左右和逐渐主宰该国或该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趋势已见端倪(顾朝林,1999)。
3、多极多层次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形成
在工业社会,城市竞争力基本上取决于该城市的规模,城市规模决定了该城市在中心地等级结构中的层次;在信息社会,城市竞争力却并不完全取决于它的规模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城市与全球其它城市的相互作用强度和协同作用程度。
较小的城市也可通过联系网络,利用相互作用和相互协同,在特定的更新方式中靠专业化优势来获得较大的发展活力。
这种通过网络分享知识和技术的过程将最终导致多极多层次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形成。
总之,可以这样认为,在信息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全球扩散和全球一体化,一方面,使主要城市的功能进一步加强,形成一种新型的城市类型—全球城市;另一方面,也促进网络城市和边境城市体系的发育。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城市愈来愈成为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宰,而且,随着信息社会化的形成和跨国公司的介入,城市在新的劳动地域分工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有些城市由于其所处的枢纽地位和新的信息节点,将发展成为国际性或全球性城市,协调和控制未来的全球经济活动;而另一些城市则会通过与这些城市的相互作用,发挥自身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有些城市则由于远离信息社会而一落千丈沦为衰落的城市(顾朝林,1999;姚士谋,2002)。
表7-1世界城市网络体系
表全球城市列表(根据其全球城市得分1——12)
A.第一等级世界城市
12:
伦敦、巴黎、纽约、东京
10:
芝加哥、法兰克福、香港、洛杉矶、米兰、新加坡
B.第二等级世界城市
9:
旧金山、悉尼、多伦多、苏黎世
8:
布鲁塞尔、马德里、墨西哥城、圣保罗
7:
莫斯科、汉城
C.第三等级世界城市
6:
阿姆斯特丹、波士顿、加拉加斯、达拉斯、杜塞尔多夫、日内瓦、休斯敦、雅加达、约翰内斯堡、墨尔本、大阪、布拉格、圣地亚哥、台北、华盛顿
5:
曼谷、北京、罗马、斯德哥尔摩、华沙
4:
亚特兰大、巴塞罗那、柏林、布宜诺斯艾利斯、布达佩斯、哥本哈根、汉堡、伊斯坦布尔、吉隆坡、马尼拉、迈阿米、明尼阿波利斯、蒙特利尔、慕尼黑、上海
D.正在成长中的“全球城市”
Di相对多的迹象
3:
雅典、奥克兰、都柏林、赫尔辛基、卢森堡公国、里昂、Mumbai、新德里、费城、里约热内卢、特拉维夫、维也纳
Dii一定的征兆
2:
阿布扎比、Almaty、伯明翰、波哥大、布拉蒂斯拉夫、布里斯班、布加勒斯特、开罗、Cleveland、科隆、底特律、底拜、胡志明市
基辅、利马、里斯本、曼彻斯特、蒙得维的亚、奥斯陆、鹿特丹、利亚德、西雅图、斯图加特、海牙、温哥华
Diii可观的迹象
1:
阿德莱德、安特卫普、奥尔胡斯、巴尔蒂莫、Bangalore、博洛尼亚、巴西利亚、卡尔加利、好望角、科伦坡、德累斯顿、爱丁堡、热那亚
格拉斯加、Gothenburg、广州、河内、堪萨斯州、利兹、里尔、Marseille、Richmond,圣彼得堡、塔什干、德黑兰、提花那、都灵、伍德勒支、惠灵顿
资料源自:
J.V.Beaverstock1andP.J.TaylorR.G.Smith(1999)
(二)区域层面的城市竞争效应分析
1、区域产业集聚现象——产业簇群
从上述区域集聚性合作竞争的分析得知,集群是创新因素的集聚和竞争动力的放大。
集群的出现形成了新的竞争单位,把竞争从单个企业之间提升到更大的群体之间,从而重塑了竞争形态(蔡宁,吴结兵.2002;IanR.GordonandPhilipMcCann,2000)。
反之企业以及城市竞争结果促进了产业簇群的发育、成长。
由此,城市的产业簇群等现象是城市竞争效应的重要空间表象(EUEnterpriseDG2000)。
表7-1反映了世界的区域产业集聚现象和中国城市的产业集聚现象。
表7-2产业集聚现象——城市产业簇群
城市区域
簇群种类
城市区域
簇群种类
硅谷
微电子、生物技术、风险资本
洛杉矶
影视娱乐业
迪特律
汽车设备与零部件
慕尼黑
汽车业
波士顿
互惠基金、生物技术、软件与网络、风险资本
法兰克福
化工业
纽约
金融服务、广告、出版、多媒体
阿姆斯特丹与鹿特丹
花卉业
西雅图
飞机设备与设计、软件、金属加工
伦敦城
拍卖公司
达拉斯
房地产开发
深圳
风险资本
巴塞尔
制药
青岛
电子机械
资料来源:
苻正平(1999)
图7-4加州葡萄酒业簇群
资料来源:
porter(2000)
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葡萄酒产业集团为例(图7-4),该产业集聚集团包括葡萄酒生产厂家以及几千个独立的葡萄酒生产者。
为这二者提供服务的互补产业包括:
葡萄存储、化肥生产、葡萄收割设备及灌溉技术;酿酒设备、酒桶、酒瓶、瓶盖及软木塞,标签、公共关系及广告,专业出版机构。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负责培养葡萄酒专业人才,当地有专门的酒研究所,在加州地方议会还设立了专门的葡萄酒委员会。
该产业集团与当地的农业、食品、酒店旅游产业集团也有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各城市区域出现了一股自下而上的工业化浪潮。
既有东南沿海外商直接投资驱动下的外向型加工工业区,也有浙江温州一带依靠当地企业家精神和工商业传统发展起来的特色产业群,还有北京中关村这样的依托国家高科技资源形成的高科技企业集群。
伴随城市竞争力的提高,这些地方城市产业群以不尽相同的方式开始加入全球生产分工与协作网络中(王缉慈,童昕,2001)。
(1)边缘工业化——东南沿海地区城市的外向型加工工业区。
我国东南沿海,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带,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众多以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为特色的工业区,在外资驱动下,带动地方进入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
这种发展模式可以用“双重边缘化”来概括——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在国内生产体系中也处于边缘位置。
近年来,国内外领先的集成电路厂商——IT产业的核心技术企业——把目光聚焦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珠江三角洲已经越来越感受到来自长江三角洲城市的有力竞争。
长江三角洲在面对国际国内市场两方面的优越位置使得上海在亚太地区的中心地位日渐突出,这种“中心优势”与珠江三角洲的“边界优势”形成鲜明对比。
随着中国加入WTO,边缘优势可能进一步淡化,但是,业已形成的产业集聚优势却是历史机遇留下的财富,产业集聚的竞争优势是否能继续巩固和提升,还有待地方制度创新的探索和实践。
(2)自发全球化——浙江的“块状经济”。
随着温州商品和温州商人走向世界,以浙江温州为代表的乡镇企业集聚区已经开始引起世界的关注。
早在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就注意到了浙江这种以乡、镇或县、市为单位发展起来的特色加工业产业区,并称之为“块状经济”,也就是围绕服装、鞋袜、低压电器、纽扣之类产品的加工、生产和销售形成的专业化生产区域。
这种产业区具备典型的马歇尔式产业区的特点。
从原料采购到产品销售一条龙的生产服务,乃至相关技术研发机构都在当地配套成网。
浙江的地方产业簇群的重要发展是其“自发全球化”过程。
也就是温州商人引以自豪的“一百万人从事国际贸易,一百万人从事国内贸易,一百万人在故乡从事生产组织”的跨国经营体系。
这种“自下而上”,从国内贸易走向国际贸易,逐步形成自己控制的跨国生产和经营网络的发展过程,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不多见。
(3)科技民营化——中关村的高科技之梦。
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民营化。
科技民营化是激活中关村多年积淀的科研投入,将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研发活动与市场需求结合起来的最直接的一步。
中关村在中国各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中是很有代表性的。
各个高新区的管理体制各不相同,发展的侧重点也有差异,但大家都开始注意到一个共同问题,就是高新技术发展所赖以维系的创新动力并不能依靠大规模的硬件基础设施投入,能够激励创新的地方软环境往往不是依靠大量资金投入就能够形成的(王缉慈,童昕,2001;
2、区域城市集聚簇群——全球城市区域、大都市连绵区
2.1全球城市区域
传统经济时代的对抗性竞争方式向新经济时代的合作竞争方式的转变促使城市之间由功能联结转化战略联结。
传统经济条件下,城市之间的联结主要是功能性联结,包括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与服务流,尽管有时候数据难以获取,但他们的确存在并支撑着城镇间的联系和互动。
当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流”的跨国空间流动,城市区域跨国界与更广阔的世界市场网络相联系。
严格的讲,这些功能联结涉及经济代理,譬如公司和银行等,而城市自身并非作为政治统一体。
城市间的联结往往是被看作一种自发的、市场机制作用下形成的。
KlausKunzmann在评论欧洲城市相互作用网络时认为,除了功能联结外,还包括另外一种“战略联结”(KlausKunzmann,1995)。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战略联结在欧洲很普及,迄今为止,最引人注目的联结是:
EUROCITIES(TheEuropeanAssociationofMetropolitanCities),目前拥有58个成员城市,城市之间的战略联盟形成原因有多样,按照克鲁格曼的观点,一些是为了相互学习和借鉴,譬如高科技园区建设、教育和科研交流、就业工程以及外来人口本地化问题等;另外一些是为了共同承担具有挑战性的项目,例如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垦计划、快速通道建设和港口建设等)、共同促进市场的开始、还可通过城市论坛等形式寻求城市间的共同利益(刘荣增,2002)。
城市的战略联结在全球层面表现为全球城市体系的完善、变化,流动空间的加强。
在区域层面上,一方面表现为产业簇群的形成、壮大;而另一方面,从城市与城市的区域组合关系来看,城市之间的竞争加强了同一区域内的合作性竞争。
因此,同全球化趋势相平行的是新的区域化浪潮的兴起,区域化的发展根本上就是依托那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全球性城市区域(沈建法,2002)。
2.2大都市连绵区
自70年代美国率先进入信息社会以来,人们就开始关注信息革命可能带来的空间分散化趋势,并纷纷观察到城市边缘地带的快速经济增长过程,认定分散化已经展开。
但这一结论只适合于微观区域情况,从更宏观区域来看,集中化趋势似乎更加明显,近几十年来大都市连绵区和大都市带在各国的开展论证了这一过程(顾朝林,1999)。
作为全球性城市区域的重要形式——大都市连绵区(ExtendedMetropolitanRegions)(胡序威,周一星等,1997;宁越敏,1999;顾朝林等,2002)是全球最具发展活力和竞争力的城市地区,是由相互接壤的数个城市及其腹地组成。
中国有四个比较显著的大都市连绵区(表7-3,图7-5):
长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区、京津塘大都市连绵区、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区和辽中南大都市连绵区。
这几个大都市连绵区和亚洲的其它大都市连绵区一样,是我国的重要经济中心区。
上述四个大都市连绵区占全国土地的3%,但是总人口却占10%,GDP站31%(胡序威,周一星和顾朝林等,2000;宁越敏,1997)。
中国的大都市连绵区与亚洲其它大都市连绵区都是全球化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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