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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1阅读翻译讲解
2011
text1
纽约爱乐乐团决定聘请AlanGilbert作为下一任的音乐总监,这从2009年任命被宣布之日起就在古典音乐界引起了热议。
别的不说,大部分人的反应是积极的。
“好啊,终于好了!
”AnthonyTommasini写道,他可是一个以严肃著称的古典音乐评论家。
但是,这个任命之所以一起人们惊讶的原因却是Gilbert相对而言并不是很有名。
甚至在时代杂志上发文支持Gilbert任命的Tommasini都称其为:
低调的音乐家,在他身上找不到那种飞扬跋扈的指挥家的气质。
纽约爱乐乐团迄今为止都是由像GustavMahler(古斯塔夫·马勒)和PierreBoulez布列兹那样的音乐家领导的。
这样去描述这个乐团的下一位指挥,至少对于时代的读者而言,这是一种苍白的表扬。
就我看来,我不知道Gilbert是否是一个伟大的指挥家或者是一个好的指挥。
但是我能确定的是,他能表现出很多有趣的乐章,但是我却应该不会去AveryFisherHall或者其他地方去听一场有趣的交响乐演出。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我的CD架上,或者打开的我的电脑从ITUNES上下载更多的唱片。
那些忠实的音乐会观众会讲唱片并不能代替现场的演出,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些事情。
当下为了获得艺术爱好者的钱,时间,关注度,古典音乐的演奏家们(其实就是指交响乐团,同意复述)不仅要和剧院,舞蹈队,演出公司和博物馆竞争,而且还需要和那些记录了20世纪的伟大的古典音乐演奏者表演的唱片竞争。
唱片很便宜,那里都能买到,并且比现在很多现场音乐会的艺术质量要高。
进一步的讲,听众能选择听唱片的时间和地点。
这些到处可以获得的唱片给传统的演出机构带来了危机。
对于古典音乐演奏者而言,他们可能的一个回应就是排练出唱片上没有的曲目。
Gilbert对新音乐兴趣已经被广泛的关注了:
AlexRoss,一名古典音乐的批评家,就这样描述道:
他能够把爱乐乐团变成一个完全不同,更加有活力的组织。
但是那种不同的性质也是什么呢?
可能仅仅增加乐团演出的曲目是不够的,如果Gilbert和他的乐团要进步的话,他们就必须首先改变美国最古老的乐团(就是纽约爱乐乐团)同他们想吸引的新观众间的关系。
Text2
当八月份,LiamMcGee以总裁的身份从美国银行离职的时候,他的解释出人意料的直白。
他没有忸怩的用平常的模糊的理由来遮掩他的离开,他很坦诚的讲他离开就是为了去追求他经营一家公司的目标。
McGee说宣扬自己的目标就是自己的决定。
两周后,他第一次和HartfordFinancialServicesGroup的董事会第一次会谈,这家公司在9月29日提名他为董事会主席和CEO。
他说在离开的时候并没有找好后面的职位(下家),使他有时间去反思他到底想去经营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这同时也就他的激情和决心,给了外界一个清晰的信号。
这样做的并不只是McGee一个人。
最近几周,AvonandAmericanExpress的一些高级经理离职并解释说想需找一个ceo的职位。
当董事会迫于股东的压力对一系列的计划进行审查的时候,那些计划被否定掉的经理们也会想离开。
激烈的商业环境同样使得高级经理很小心,模糊的表态可能会破坏他们的声誉。
当经济复苏的标志开始确定的时候,二把手们可能更愿意在没有网(新的工作)情况下换工作。
第三季度,根据Liberum的调查,CEO的更迭和一年前相比减少了23%,这是由于紧张的董事会紧盯着他们的ceo们。
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好转,对有理想的头儿们,机会是很多的。
离开高管的职位去寻找一个更好的职位,并不是传统的做法。
多年以来,经理们和猎头们都认同这样一个原则:
最有吸引力的CEO的竞争是那些需要去挖来的人。
KornFerry,seniorpartnerDennisCarey说道:
我所做的每一次的招聘中,董事会都要求我从那些在任的CEO中寻找人选。
那些没有找到工作就离开的人并不是很快就能找到顶级的职位。
10年前,Tropicana被PepsiCo(PEP)收购了,她以经理的身份离职了,她说他想当ceo。
但是花了一年的时间她才成为一家小型互联网交换公司的头。
2005年RobertWillumstad带着想成为CEO的梦想离开了Citigroup。
可是三年后他才成为了一家主要的金融机构的CEO。
很多招聘的人都说对于高管而言,过去认为的丢脸的感觉(没有工作)已经慢慢消失了。
金融危机已经使得跳槽,离开一个不好的工作变得更加可以接受了。
一个猎头就说到:
“传统的规则是待在你原来的地方会更加安全,但是现在已经彻底改变了.那些受伤最厉害的就是那里在一个地方待太久的人。
”
Text3
过去,市场营销的成功诀窍简而言之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然而时过境迁。
虽然传统的“付费”(paid)媒介,比如电视和广播广告、平面广告和路边广告牌等,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企业如今还可以利用许多其他形式的媒介。
比如,痴迷于某种产品的消费者,可能会乐意将之推荐给朋友,从而为企业创造因产品的优良品质带来的“无偿”(earned)媒介。
企业还可以利用“自有”(owned)媒介,通过邮件向其网站的注册用户发送产品和销售提示。
事实上,如今消费者作出购买决定的方式,意味着市场营销的影响力来自于传统付费媒介之外的广泛因素。
营销人员通过付费和自有媒介推销其产品,而在“无偿”媒介方面,营销人员就像是触发用户响应的初始催化剂。
在某些情况下,某营销者的自有媒介会成为另一个营销者的付费媒介。
比如,当某电子商务零售商出售其网站的广告空间时,我们就将这种“售出”媒介定义为拥有巨大流量、以致其他机构纷纷前来投放内容或电子商务引擎的自有媒介。
我们认为,这种趋势已蓬勃发端于零售商和航空、酒店等旅游供应商,虽然还处于初始阶段,但无疑可以走得更远。
比如,强生公司创建了著名网站BabyCenter,借以推广互补性乃至竞争性产品,而其他营销者的出现不仅带来了收入,还令该网站看起来公正客观,并且使企业有机会从其他公司的营销活动中获得可贵的信息,最后还有助于扩大所有相关企业的用户流量剧烈的技术变革使营销人员获得了数量更多、种类更广的沟通选择,但同时也带来了更高的风险,因为激动的消费者能够以更迅速、更明显、更有害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意见。
这就是与“无偿”媒介相对的“劫持”媒介:
某项资产或活动变成了对某个品牌或产品不满的消费者、其他股东或积极分子的劫持物。
比如,社交网络用户正领悟到,他们可以通过“劫持”媒介来对最初创建该媒介的企业施加压力。
如果那种事情发生,激动的消费者试图劝服其他人共同抵制两家公司的产品,从而危及企业声誉。
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企业的回应不够快或不够好,那么就可能酿成悲剧。
比如,在今年较早前发生的召回危机中,丰田汽车公司采取了较快且较有序的社交媒体回应行动,包括在Twitter和社会新闻网站Digg等网站上与客户进行直接交流,从而挽回了部分损失。
Text4
毫无疑问,JenniferSenior在有煸动意味的的杂志封面故事中表达了她的独到见解,“我爱我的孩子们,我讨厌我的生活”——这唤起了人们的谈兴。
人们一谈到养孩子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完全令人愉悦、生活充实的事情。
JenniferSenior没有指出养孩子到底是使得父母快乐呢还是痛苦呢,她倒是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幸福:
幸福不应该是一个个瞬间的快乐组合的可以被衡量的东西;我们应该把幸福视为一种过去式的状态。
尽管抚养孩子的日子漫长难熬,令人筋疲力尽,但是JenniferSenior认为,正是那些心绪沉重的时刻,日后却成为我们欢乐的源泉。
杂志封面上一位给力的母亲抱着一个可爱的婴儿,这种圣母与圣子(麦当娜和孩子)的图画这周在杂志上多次出现。
例如杂志上讲到最近刚收养孩子的母亲——有时是刚变成单身母亲——桑德拉布鲁克,以及那种很常见的“詹尼弗阿尼斯顿怀孕了”的新闻。
实际上,每周都有至少一位名人母亲、或者准母亲在杂志上笑迎读者。
在一个不断地庆祝生育的社会中,承认自己后悔生育孩子就相当于承认自己支持杀小猫,这难道不值得反思吗?
把父母的后悔与孩子的后悔相比较,这显然并不合理。
没有人会去让不情愿养孩子的父母去反思自己是否不该养孩子,但是那不幸福的没有孩子的人却为类似这样的信息所困扰:
“孩子是世上唯一最可珍惜的东西”,显然,你们的不幸必须通过生儿育女才能得以消除。
当然,像美国周刊与人物这样的杂志提供的名人父母的形象是非常不切实际的。
特别是像Bullock这样的单身母亲时更是如此。
多项研究表明,有孩子的父母很少比没有孩子的夫妇更快乐,而单亲家庭是最不快乐的。
这并不奇怪,因为一个人养一个孩子实在太麻烦了,没有人可以依靠。
然而,你听听Sandra和Britney说的话:
自己“一个人”养孩子,其实非常简单。
(她们当然觉得简单了,因为她们是在周围有一帮人全天侯的侯着啊。
)很难想象有的人生孩子就只是很傻很天真因为Reese和Angelina这种名流使这种行为变的很光鲜,——多数成年人其实理解:
养孩子可不是剪头发那样简单。
但这确实有趣:
反思一下我们每周看到的无忧无虑,幸福诱人的为人父母的生活会不会从一种微小的,无意识的方面加剧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
这种方式就好像:
我们有那种想成为“theRachel”(老友记中的单身妈妈)的心理,这种心理,使得我们看上去有点像詹尼弗安尼斯顿(Rachel的扮演者)。
2010
Text1
在过去的25年英语报纸所发生的变化中,影响最深远的可能就是它们对艺术方面的报道在范围上毫无疑问的缩小了,而且这些报道的严肃程度也绝对降低了。
对于年龄低于40岁的普通读者来讲,让他们想象一下当年可以在许多大城市报纸上读到精品的文艺评论简直几乎是天方夜谭。
然而,在20世纪出版的最重要的文艺评论集中,人们读到的大部分评论文章都是从报纸上收集而来。
现在,如果读到这些集子,人们肯定会惊诧,当年这般渊博深奥的内容竟然被认为适合发表在大众日报中。
从20世纪早期到二战以前,当时的英国报纸上的评论主题广泛,包罗万象,我们现在离此类报纸评论越来越远。
当时的报纸极其便宜,人们把高雅时尚的文艺批评当作是所刊登报纸的一个亮点。
在那些遥远的年代,各大报刊的评论家们都会不遗余力地详尽报道他们所报道的事情,这在当时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他们的写作是件严肃的事情,人们相信:
甚至那些博学低调不喜欢炫耀的评论家,比如GeorgeBernardShaw和ErnestNewman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即他们的文章会高调出现在报纸上)。
这些批评家们相信报刊评论是一项职业,并且对于他们的文章能够在报纸上发表感到很自豪。
“鉴于几乎没有作家能拥有足够的智慧或文学天赋以保证他们在新闻报纸写作中站稳脚跟”,Newman曾写道,“我倾向于把‘新闻写作’定义为不受读者欢迎的作家用来嘲讽受读者欢迎的作家的一个‘轻蔑之词’”不幸的是,这些批评家们现在实际上已被人们遗忘。
从1917年开始一直到1975年去世不久前还在为曼彻斯特《卫报》写文章的NevilleCardus,如今仅仅作为一个撰写关于板球比赛文章的作家被人们所知。
但是,在他的一生当中,他也是英国首屈一指的古典音乐评论家之一。
他也是一位深受读者青睐的文体家,所以1947年他的《自传》一书就成为热销读物。
1967年他被授予爵士称号,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音乐评论家。
然而,他的书现在只有一本可以在市面上买到。
他大量的音乐批评,除了专门研究音乐评论的人以外,已鲜为人知。
Cardus的评论有没有机会重新流行?
前景似乎渺茫。
在他去世之前,新闻业的品味早已改变很长时间了,而且他所擅长的措词华丽的维多利亚爱德华时期的散文风格对后现代的读者没有什么用处。
何况,由业余爱好者作音乐批评的传统早已经成为昨日黄花了。
Text2
在过去的十年中,成千上万的商业方法被授予了专利权。
亚马逊网站获得的专利是在线“单击”付费系统。
美林公司的资产分配方案得到了法律保护。
有个发明者的提箱技巧也获得了专利。
现在,该国最高专利法院似乎完全准备好要缩减商业方法专利,因为商业方法专利自从十年前第一次批准授予以来一直有争议。
在一项使得知识产权律师们议论纷纷的提议中,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声称它将利用某个具体案件来对商业方法专利进行广泛的复审。
密苏里大学法学院DennisD.Crouch说,“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Bilski案例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它可能将消除整个专利类别”。
对于商业方法诉求的限制是个戏剧性的彻底变化,因为正是联邦巡回法院自己引进了这种专利。
那是在1998年,对于所谓的美国道富银行的案件中,联邦巡回法院做出了判决,批准了筹集共同基金资产的方法具有专利权。
这一裁决使得商业方法专利文件以几何数级增加,起初只是一些新兴的网络公司对于某些特定类型的在线交易系统试图争取独家专有权。
后来,更多的公司竞相添加这样的专利权,希望这样一个防御性的行为可以先下手为强。
2005年,IBM公司在一份法院报告中声称:
尽管怀疑这种专利授权的法律基础,但它已经申请了300多份商业方法专利。
同样,当一些华尔街投资公司出席某些反对其金融产品的法庭案件时,他们会给其各类金融产品申请专利来作为自己的维权武器。
前面提到的Bilski案例牵扯到一份已申请的方法专利,即关于能源市场的风险规避方法(注:
也可译为“套期保值或对冲风险”)。
上诉法院罕见地裁定,该案件将不由三位法官听审,而是由全部十二名法官共同进行。
另外,上诉法院还宣布,它想探讨的另一件事情是是否应该“重审”道富银行的裁决。
联邦巡回法院的这一裁决效仿了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最近做出了一系列的判决,缩小了专利持有者的受保范围。
例如,去年四月,法官们认定太多的专利授予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发明”。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律学院的专利法律师HaroldC.Wegner教授表示,“联邦巡回法院的法官们正在对最高法院的反专利动态做出反应”。
Text3
在《引爆流行》这本书中,作者MalcolmGladwell认为社会流行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小部分特殊个体的行为引起的,这些人就是人们常说的影响者。
他们异乎寻常的博闻多识,能言善辩,人脉广泛。
从直觉上讲,MalcolmGladwell的理论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是它没有解释流行观念的实际传播过程。
人们之所以认为影响者很重要,是因为受到了“两级传播”理论的影响,即信息先从媒体流向影响者,然后再从影响者流向其他人。
这一理论看似合理,但未经验证。
营销人员接受两级传播理论是因为该理论认为,如果他们能够找到影响者,并对他们施加影响,这些精英们就会替他们完成大部分的营销传播工作。
这一理论似乎还可以解释某些装扮、品牌或社区为何会突然受到出乎意料的追捧。
对于许多诸如此类的情况,如果只是走马观花地寻找原因,你会发现总是有一小群人开风气之先,率先穿上、宣传和开发人们此前从未留意的东西。
这种事实证据与该观点正好一拍即合——只有一些特别的人才能引领潮流。
但是,在最近的研究中,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影响者对社会流行潮流的影响力远比人们认为的要小。
事实上,他们似乎根本就是无关紧要。
研究者的观点源于对社会影响力的简单观察:
除了少数像OprahWinfrey这样的名人之外(她强大的人气影响力主要来自媒体影响力,而非她与观众互动的人际影响力)即使人群中最有影响力的人也无法与,那么多的“其他人”互动,从而引领潮流。
然而,根据两级传播理论,正是这些非名人影响者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朋友和同事,从而推动了社会流行潮流。
但是,要让一种社会流行潮流真正发生,每个受影响的人还必须影响他的熟人,而他的熟人又必须影响其他熟人,依此类推;但是会有多少人去关注这些熟人中的每个人,与最初的影响者几乎没有关系。
举个例子来说,在这个人际影响的网络中,如果第一个影响者受到两次抵制,那么他的连锁影响范围就不会继续扩大,或者说影响的人不会很多。
基于这一人际影响力的基本事实,研究者们研究了社会影响的动力机制。
我们对不同人群进行了成千上万次计算机模拟,不断调整人们影响他人和受他人影响的各种变量。
他们发现,人们所说的“全球连锁反应”——影响力通过(人际)网络进行广泛传播——发生的主要前提,并不取决于是否存在着那么几个影响者,而主要取决于易受影响的人们是否达到了临界数量。
Text4
台面上,银行家们将他们的麻烦归咎于己身,台面下,他们一直把目标对准他人:
会计准则制定者。
银行业抱怨会计规则迫使他们报告巨大损失,认为这不公平。
规则规定他们必须以第三方付出价格来评估部分资产的价值,而非按照管理者和监管者期望该资产能够获得的价格。
不幸的是,银行的游说活动看来已显成效。
其中细节可能无法获知,但是准则制定者在独立性方面——这正是资产市场正常运行的关键——已经做出妥协了。
银行如果不以能够吸引买家的价格计量有毒资产,银行系统的复苏将会非常困难。
美国FASB(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与国会激烈摩擦之后,匆匆通过了规则的修改。
这些修改使得银行在使用模型评估非流动资产方面用有更大的自由,同时使得它们确认收益表中长期资产损失时更为灵活。
FASB主席BobHerz大声反对那些“怀疑我们的动机”的人们。
然而银行股票上涨了,这些修改强化了“管理层使用理性判断”的说法,这种说法是一个游说团的客气之言。
欧洲的部长们立刻要求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也这么做。
IASB表示它不想没有完整计划就冒然行动,但它在今年下半年完成规则修订时必须屈服的压力十分巨大。
欧洲委员会委员CharlieMcCreevy警告IASB说:
它不是“处在政治真空中”而是“在现实世界里”,并表示欧洲可能最终会发展出不同的会计规则。
正是这些银行呆错了星球,它们的账目上充斥着估值过高的资产。
现在他们争论道市价高估了损失,因为市价主要反映了市场的暂时性流动性不足,而非坏账的可能范围。
几年中没人会知道真相。
但是,银行股票以低于账面价值的价格交易,这一点反应了投资者的怀疑。
死寂的市场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瘫痪的银行由于怕账面损失既既不愿出售资产,也不愿意去购买那些看似不错的廉价资产。
为了让银行系统重新运转起来,损失必须被确认和处理。
美国收购有毒资产的新计划只有在银行将资产定价在足够吸引买家的水平上才会有效。
成熟的市场需要独立的,甚至是好斗的准则制定者。
FASB和IASB以往正是这样对抗特殊利益集团的敌意的,例如改进股权和退休金的相关规则。
但是现在向批评者妥协是自寻压力,他们会进一步做出让步。
2009
Text1
习惯是一种有趣的现象。
我们无意识地养成了习惯,任由大脑自动操作,且不知不觉在熟悉的常规中感到轻松舒适。
“并非选择,而是习惯会控制那些没有思想的人。
”19世纪时,威廉·华兹华斯说。
在千变万化的21世纪,甚至“习惯”这个词本身也带有负面涵义。
因此,在创造和革新的背景下来谈论习惯,似乎显得有点矛盾。
但大脑研究人员发现,当我们有意识地培养新的习惯,就创建了平行路径,甚至是全新的脑细胞,可以让我们思绪的列车跳转到新的创新轨道上来。
我们不用因为自己是受习惯影响的一成不变的生物而否定自己,相反我们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培养新习惯来指导改变。
事实上,我们对新事物尝试得越多,就会越远地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在职场及个人生活中变得越有创造性。
但是,不要白费力气试图戒除旧习惯;一旦这些惯有程序融进脑部,它们就会留在那里。
相反,我们有意使之根深蒂固的新习惯会创建平行路径,它们可以绕过原来那些路径。
《开放思想》一书的作者达瓦纳·马克瓦说:
“革新所需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对好奇的着迷。
然而我们被教导去做‘决定’,就像我们的总裁称呼自己为‘决策者’那样。
”她接着说,“但是,决定意味着除了一种可能性外,其他的都被扼杀了。
优秀的具有革新精神的思想家总是在探寻着许多其他的可能性。
”她说,我们都是通过一些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方法解决问题的。
研究人员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现人类天生主要用四种方法应对挑战:
分析法,程序法,相关法(或合作法)和创新法。
但是在青春期结束,大脑关闭一半的能力,仅仅保留了那些大约在生命最开始的十几年时间里似乎是最为宝贵的思维方式。
目前标准化测试主要强调分析法和程序法这两种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中很少有人会本能地使用创新和合作的思维方式。
M.J.瑞恩是2006年出版的著作《今年我将……》一书的作者以及马克瓦女士的商业合作伙伴,她解释说:
“这打破了美国信念体系里的主要规则—任何人都可以做任何事。
这是一个我们已经使之永久化的谎言,这会造成平庸。
了解你擅长什么,再多做一些就会成就卓越。
”这正是培养新习惯的用武之地。
Text2
俗话说,贤父知己子,但是如今男人可以提升自己的智慧,至少可以确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了。
他所要做的就是在住所附近的药店里付30美元买一个父子关系测试包(PTK),然后另支付120美元以获得结果。
道格·福格是Identigene(生产这种在药店可以出售的测试包的公司)的首席运营官,他指出,自从去年PTK无需处方就可以买到以来,购买者已经超过6万人。
超过24家公司直接向公众出售DNA检测工具,价格从几百美元到2500多美元不等。
最受欢迎的DNA测试是父子和血缘关系检测,被收养的孩子可以利用它找到自己的生物学亲属,家庭也可以用它来追踪到被收养的孩子。
DNA检测最近不受到许多热心的族谱学家追捧,还为那些提供家族寻根服务的公司提供了支持。
许多测试需要从唾液中获取细胞,将唾液送至公司进行检测。
所有的测试都需要另外一个相关人员的DNA进行比对。
但是观察家们持怀疑态度。
纽约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家特洛伊·达斯特说,“那些声称可以进行血统检测的人,他们兜售的测试有一定的不准确性”。
他注意到每个人都有许多祖先,仅几个世纪以前就有几百个之多。
但是多数血统检测只考虑某个单一系统,或者是遗传自父亲的Y染色体,或者是只由母亲遗传的线粒体DNA。
这个DNA只揭示了一两个祖先的基因信息。
但是,仅仅3代之前,除了曾祖父母,他们还有6个外曾祖父母,或者4代以前,除了曾曾祖父母,他们还有14个外曾曾祖父母。
批评家们还争论说商业性基因检测的好坏取决于参照基因数据库的好坏,参照基因数据库是用来同样本进行对比的。
一些公司使用的数据库里的数据并非系统性的采集而得,而是将不同研究项目的信息胡乱搜集在一起。
这意味某个DNA数据库可能会从某些地区收集很多信息,而在别的地区不收集信息,所以一个人的测试结果会随着测试公司的不同而不同。
此外,公司用来评估血缘关系的电脑程序可能申请了专利,不能对其进行同行审查或外界评估。
Text3
贫穷国家中正规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为经济学家及政治家们普遍误解。
毫无疑问,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所进步,对于这些国家及其他国家的社会、政治及学术发展而言是必要的,但是那种认为教育是促进贫穷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重中之重的传统观点是错误的。
我们庆幸这个观念不对,因为创立新的教育体制,让足够多的人接受教育以推动经济发展需要两代或三代人来完成。
一家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一再表明:
所有国家的工人都可以进行在职培训以大幅度提高生产率,从而提高生活水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观点的首个证据出现在美国。
不久前,随着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日本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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