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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中国文学史清代
第八篇清代文学
一、基本知识
1、“南施北宋”
指清代年辈较晚的入仕诗人施闰章和宋琬,施为南方人,宋为北方人,故称“南施北宋”。
思想属于理学复古的保守派,在诗歌上主张以温柔敦厚的诗风来为“清明广大”的盛世服务。
2、“神韵说”
王士禛从司空图和严羽的“妙悟说”和“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等说法中找到诗歌的真谛所在,提出了“神韵说”。
所谓“神韵说”就是力图摆脱政治等社会性因素对诗歌艺术的干扰,而更多地注重诗歌本身淡远清新的境界和含蓄蕴藉的语言从而更加强调诗歌排闲解愁的消遣娱乐功能。
竭力提倡唐代王、孟、韦、柳一派的诗风。
3、“格调说”
沈德潜有感于王士禛“神韵说”内容上的空疏和把握上的虚无缥缈,提出诗歌中的“格调说”加以匡正。
所谓“格调说”就是用唐诗的格调去表现封建政治和伦理思想。
即在表现上要恢复儒家“温柔敦厚”、“忠正和平”的诗教传统,并用唐诗的格调将以上意图落到实处。
将封建诗教与唐诗的艺术格调捏合在一起,实际上割裂了唐诗的艺术表现与诗人内在情感之间的联系。
4、性灵诗派
清代乾隆年间以袁枚为代表的诗派,主张和风格相似的还有郑燮、赵翼和黄景仁等。
继承晚明以来的主情传统,文学上主张“独抒性灵”,文学史观上主张文学进化。
他们的文学主张是对于清代以来道统文学观的强大权威的挑战。
5、阳羡派
清初词学流派,以宜兴人陈维崧为代表,宜兴古地名称“阳羡”,故称“阳羡派”。
陈维崧词作师法苏、辛,尤其接近辛弃疾豪放苍凉的词风。
属于这一词派的作家还有曹贞吉、蒋士铨、沈雄、陈崿等。
他们相互唱和,并编辑过《今词苑》和《瑶华集》等。
但除陈维崧外,其他人的成就和影响都有限。
6、浙西词派
清代以朱彝尊为代表的词学流派。
朱彝尊论词主张和词作受到浙西词家的认同,影响波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年词坛。
后来龚翔麟选朱彝尊等六人的词为《浙西六家词》,遂有“浙西词派”之名。
推举姜夔、张炎一类婉约词人作品,并以张炎“清空”境界为作词最高标准。
实际上比较注重词的格律和技巧,而对词的意境和内容有所忽略。
7、常州词派
嘉庆时期,常州人张惠言与其弟张琦针对浙派末流,振起词格,形成在清中后期声势浩大的常州词派。
代表人物为张氏兄弟、董士锡、周济等。
主张恢复风骚传统,强调寄托比兴,并讲求文辞之“深美闳约”的体式。
常派的“比兴”主要指的是个人生活和遭遇的曲折吐露,与诗骚传统有别。
所以他所提出的恢复风骚传统的愿望很难从根本上实现。
但由于张惠言的重大影响,这种理论在当时相当风行。
8、桐城派
清代中期重要的散文流派,因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基本特征是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基础,以清王朝政权为服务目的,以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家的古文为楷模,在文章体制和作法上有细致规则的系统化的散文理论。
9、阳湖派
嘉庆年间,当桐城派极盛之际,恽敬和张惠言接受桐城派理论影响,又对桐城派的理论作了一些修正,也产生一定影响。
因二人及大部分追随者都是阳湖人,所以被称为“阳湖派”。
他们在散文理论上与桐城派相异处有二:
一是在桐城派规定的取法六经语孟和唐宋八家之外,同时兼取子史百家;二是把骈文的笔法引入古文。
他们的文章较为纵恣洒落,笔势较为放纵。
但他们的散文多为碑铭文字,内容陈腐,只有一些山水游记较为可取。
10、《施公案》
小说主要写康熙年间江都知县施仕伦审案的故事,其间穿插了一些绿林豪杰的活动。
从施仕伦任江都知县开始,到他升任通州仓上总督为止。
11、苏州派
苏州派是明末清初之际活动在苏州一代的重要戏剧流派。
以李玉为代表,包括朱素臣、朱朝佐、毕巍、叶时章、陈二白、邱园、张大复等。
他们彼此交往密切,经常合作写作戏剧,以至形成了共同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
12、“南洪北孔”
指清代著名戏剧家洪昇与孔尚任,洪昇创作的《长生殿》与孔尚任创作的《桃花扇》齐名,洪是钱塘人,孔是曲阜人,故号称“南洪北孔”。
二、简答论述
1、简述清初的遗民诗人和入仕诗人的特点。
依据清初诗人对清政权的不同态度,可分为遗民诗人和入仕诗人两类。
由于处境和心态不同,其诗歌也形成不同风格。
遗民诗人保持民族气节,对明末清初的战乱和民生疾苦铭刻在心,发之为诗,自然流露出关注现实的重实倾向。
入仕诗人更多游移与个人出处的尴尬选择中,因而在诗中较多地表现出伤感的情怀。
2、简析清遗民诗人作品的共同特点。
(1)能够坚持民族气节,揭露清兵罪行,颂扬抗清英烈,寄托故国哀思。
很多作品表现了民众在明清战乱中的流离之苦和失国之痛。
(2)诗歌呈现出慷慨苍凉、激昂悲壮的艺术风格。
(3)与明末诗歌相比,他们的诗歌显然有回归诗骚和汉魏风骨传统的倾向,表现出诗歌服务与社会的道统文学观念。
3、简述顾炎武的生平和诗作特点。
顾炎武,号亭林,少年时曾参加复社,后从事抗清活动。
入清不仕,以恢复汉室为志向。
著有《亭林诗文集》,《日知录》等。
面对明末国破家亡的社会现实,他的诗歌具有强烈的兴亡感慨特色。
他以深挚的情感,在诗歌中将晚明统治者的腐朽堕落、清兵入关后残酷的杀戮行为和汉族人民的灾难和反抗熔为一炉,再现于纸上。
如《大行哀诗》、《京口即事》、《秋山》二首等。
诗歌风格雄浑悲壮、苍凉沉郁,语言却又朴素自然。
4、简述吴嘉纪的生平和诗作特点。
吴嘉纪,明末太学士,明亡后绝意仕进,僻居海滨,苦吟度日。
他的诗表现了明清易代之际的民族矛盾和亡国之痛。
由于他个人的经历,诗歌中能够较多地反映海滨地区民众的苦难生活。
如《临场歌》、《海潮叹》等。
有白居易的新乐府诗歌风格,自然质朴,浑然天成,不事藻绘,在清初具有独特的风格。
5、简述屈大均的生平和诗作特点。
番禺人,曾参加抗清武装,失败后削发为僧,不久还俗,北上与顾炎武等人交往。
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家”。
人格与诗风都十分接近李白。
《鲁连台》诗风洒脱飘逸。
6、简述钱谦益的生平和诗作特点。
钱谦益,号牧斋,曾仕于崇祯和弘光朝,清兵渡江后率先迎降,不久辞官从事著述。
曾秘密支持抗清活动。
早年曾醉心于前后七子,中年以后开始注重诗歌的抒情作用,转而抨击前后七子的模拟复古倾向,而明清之际的沧桑巨变和个人的污点有为他以诗歌排遣心灵、痛苦寻找心理平衡提供了题材和素材。
提倡宋元诗歌,又能兼融唐人诗歌之长,故能汇唐宋诗歌风格为一炉,形成“情真而体婉,力厚而沉思,音雅而节和,味浓而色丽”的特色。
清代诗歌的宗宋倾向和感伤思潮,都是从钱谦益开始的。
7、简述吴伟业的诗歌创作特点。
推崇前后七子,却又不排斥公安派所提倡的性灵,取法唐诗却又能吸收宋诗精华。
早年诗歌华艳绮丽,藻采风流;明亡后则苍凉凄楚,风骨遒劲。
后期作品代表了诗歌创作的成就。
诗歌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际社会的动荡局势和亡国之痛、各色人等的不同处境和心态等,有“一代诗史”之誉。
《圆圆曲》为其代表作。
他的诗歌多为五言七言古体,尤长七言歌行,时有“梅村体”之称。
其歌行体诗歌在叙事方面受到白居易新乐府的影响,但在用事和辞藻方面则接近李商隐,形成沉郁苍凉、气势磅礴、语言华丽、律度严整的特色。
(5)在清人宗法唐人的诗路中,吴伟业为开导先路者。
8、试述清代感伤和重实的文学思潮在词坛的表现。
清代感伤思潮主要体现在清初词坛。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屈大均、钱谦益、宋琬等人虽然政治立场各不相同,但词作中蕴含的兴亡之感和凄怆之情,多相类似。
他们的词风不仅预示着清词的中兴,而且也是清代文学感伤思潮的肇始。
阳羡派的词风豪放苍凉,浙西派崇尚清空婉约,也与清代感伤文学思潮相关。
纳兰性德词风既感伤幽婉而又直抒胸臆,上承南唐后主李煜,旁则与清初文学的感伤思潮相融汇。
重实思潮主要体现在清代中后期词坛。
乾嘉时期,以朴学为代表的求实风气笼罩了整个社会,文学领域的重实倾向也成为这个时期审美的重要价值取向。
这个时期词坛中注重质实的风格取代了清初词坛的感伤和激情风格。
由于人们对质实的内涵理解不同,造成当时词的风格的明显差异,以厉鹗为代表的浙派词的延续和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的崛起,就是这种差异的表现。
以厉鹗为代表的清中叶浙派则从形式方面强调词的质实。
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派则从内容质实的角度,主张恢复风骚传统,强调风雅比兴。
9、简述赵执信和查慎行对王士禛诗的纠正。
赵执信批评王士禛的“神韵说”缺乏真情实感。
他力主把诗人的喜怒哀乐在诗中宣泄出来。
他的诗路也是宗法唐人,但希望弥补王士禛诗歌中真情不足的缺憾。
(2)查慎行推崇宋诗,他的诗较多地反映了社会民生问题,对于王士禛忽视诗歌社会内容的倾向是一个提醒和纠正。
10、简述厉鹗的诗歌创作特点。
厉鹗,号樊榭,著有《樊榭山房集》和《宋诗纪事》。
论诗取法南朝谢灵运、谢脁和唐代王、孟、韦、柳一派,但以师奉宋人为主,为查慎行以后倡导宋诗的大家,也是“浙派”诗领袖。
诗作以游览写景为多,大多清丽幽逸,善于表现自然美。
大型组诗《游仙白咏》借仙境典故,影射现实社会,富于想象力。
学宋诗而又不为宋诗末流所挟,有成功之处。
11、简述郑燮诗歌的内容及特点。
“歌咏百姓之勤苦”在他诗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如《逃荒行》、《还家行》、《悍吏》等反映了民生疾苦。
他常常通过题画诗(特别是竹子)来表达个人的情怀。
他还将对百姓无比眷恋之情融入表达个人情怀的题画诗中。
12、简述赵翼诗歌的内容和特点。
他的诗题材与风格比较多样,并注意在诗中突出个性,抒发才情。
也有许多诗好发议论,有不少富有见地的见解。
他的诗歌不讲格调和宗法,不雕饰字句,明白晓畅,随意书写,给人以清新明畅的感觉。
13、简述黄景仁的诗歌内容和特点。
他的诗主要反映他一生穷困潦倒的生活。
困顿的生活使他形成孤傲清高的品行。
《圈虎行》抒发了作者对于封建权势扭曲个人人格的强烈愤懑,表达了他对于文人个性复归的强烈愿望。
14、性灵诗人的主张与明代公安派文学思想有何关联?
性灵派诗人的主张是晚明公安派思想的重振和延续。
在文学上,公安派提出“独抒性灵”的口号,主张诗歌要脱离“理”的束缚而能够自由地抒发个人真实性情和表现个人生活欲望,并具有诗人的艺术独创特征。
性灵派则接过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认为写诗要抒发人的真性情。
在文学史观上,公安派反对今不如昔的文学退化观点,而比较重视文学的时代精神,主张文学的创新。
性灵派同样主张文学进化论,认为每个时代应当有自己的文学。
15、简述清代词中兴的表现及其原因。
清代词坛开始了全面的中兴,表现为:
词的创作数量不仅超过元明两代,而且也超过了宋代;词学理论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朱彝尊《词综》、张惠言《词选》、万树《词律》等一大批词学著作;在词作的整理和编辑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
(2)清代词中兴的原因与社会的政治文化及其对文人心态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清代社会政治格局的骤变使文人从晚明的狂放恣肆转而为内敛拘谨;散曲这种随心所欲、自由灵便的诗体不再适应内敛型文人的抒情要求;词这种相对能够比较含蓄地抒情,又有一定法度的形式就成为他们在压抑状态时抒发性情时的重要选择。
16、“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有何区别?
它们对清初散文发展起什么作用?
清初散文作家可分为两派,一派以清初启蒙主义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被称为“学人之文”;一派以侯方域、魏禧、汪琬为代表,被成为“文人之文”。
前者从文章内容上抨击晚明散文的空疏,强调文章的社会功能,倡导经世致用,主张文章言之有物,将散文作为“纪政事”、“察民隐”,宣扬自己政治观点和学术主张的工具。
过于强调文章的现实作用,反而忽略了文学色彩。
后者对散文的认识不像黄宗羲等人那样强调社会意义,而是更注意其自身的文学渊源。
比较注意从文风上纠正晚明散文的放诞和纤佻习气,主张恢复唐宋散文的醇厚传统。
他们的创作使得在晚明受到极大遏制的“文以载道”传统文学观念重新抬头并很快再次居于文坛统治地位。
17、简述方苞的文学主张以及散文创作的特点。
方苞的散文理论核心为“义法”,“义”即所谓“言有物”,是指文章要有内容;“法”即所谓“言有序”,是指文章要有条理、有技巧,亦即文章形式。
他提出“义法”理论的核心意图,就是要使已经分离的道统和文统再次融为一体。
方苞的散文大多为崇经明道之作以及墓志碑传之类的应用文。
力求在文章中体现出“义法”理论。
优点在于剪裁干净,文辞简洁。
部分自己亲身经历的游记或小品可读性较强,如著名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
但方苞本人却认为它们超出“义”的范围,故不收入自己的全集中,也说明了“义法”的局限。
18、简述刘大櫆的文学主张以及散文创作的特点。
刘大櫆在桐城派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继承了方苞的“义法”理论,又稍稍加以修正。
比较强调“义法”理论中的“法”。
着重探讨了文章中“神气”、“音节”、“字句”三者之间的关系。
要将对文章神气的追求落实到音节字句这些具体的操作上。
他本人的文章大都铿锵上口,音调高朗,有韵律之美。
19、简述姚鼐的散文理论以及创作特点。
他对古文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对前人的学说精心了融化和总结,使之更加具体化。
首先,论文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备。
主张用乾嘉学派的考据工夫为义理和辞章服务。
其次,他提出“八要”将三者的融合落到实处。
所谓“八要”就是“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
只有彻底领会了“精”,才会用“粗”将其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其三,他总结了前人关于艺术风格的各种归纳,将多种文风归结为“阳刚”和“阴柔”两种。
姚鼐的文章比较重视形象、意境和辞藻所显示的内在意蕴。
著名的《登泰山记》融入作者的独特感受(义理所在),显示出渊博的考据功夫,透露出作者的古朴清雅情趣(考证所在)。
文章语言简净、明洁,而又描摹生动,色彩鲜明。
(辞章所在)。
三者相得益彰。
是桐城派散文的标本。
20、简述桐城派散文及其理论与当时时代要求的关系。
清代中期,随着晚明散文的放诞华丽文风基本肃清,日益巩固和专制的清王朝政权需要一种既符合统治需要,又具有明确操作规范的新文体。
桐城派散文理论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基础,以清王朝政权为服务目的,以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家的古文为楷模,在文章体制和作法上有细致规则。
它既代表了清代封建政权和士人心态对散文的要求和祈望,与清代质实尚朴的社会思潮较为吻合而且也为广大心态内敛的文人规定了一种十分明确的文章操作程序。
因而在整个清代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1、简述清代小说观念更新的表现。
清代小说由重个人转向重社会、重道统,由重辞藻、虚构转向重平实。
更加注重小说扬善惩恶的社会功能。
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上,人们更注重生活自身的面貌,因而在艺术上更加强调写实精神。
在人物塑造问题上,从理论到实践都对典型人物的独特性格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已经自觉地以典型化的标准要求小说人物塑造。
对小说人物塑造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22、简述清代小说题材类型不断扩大的表现。
清代白话通俗小说和文言小说的数量都超过了明代。
而且小说题材类型不断扩大,构成清代小说的强大阵容。
白话小说在明代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和世情小说四大类型的基础上,又衍变出才子佳人小说、才学小说、讽刺小说、公案小说等新的品种。
文言小说在志怪、传奇、志人等传统类型的基础上,又渐次形成“剪灯系列”、“虞初系列”、拟唐传奇的“聊斋系列”、拟晋志怪的“阅微系列”、拟《世说新语》的“世说体系列”,并产生了新的文言长篇小说。
第八篇近代文学
一、基本知识
1、宋诗派
道光、咸丰年间开始,除题材主题方面以外,诗体,或者说作诗法也产生一种变化,其方向是“宗宋”或“学宋”。
民国后论者以“宋诗派”或“宋诗运动”称之。
此所谓“宋”与“宋诗”概指以苏轼、黄庭坚为主的宋人诗风,同时上溯开启宋代诗风的杜甫及韩愈。
大体提倡以学问补充性情之不足,以文法入诗,同时以宋诗开疆拓土的精神去扩大表现范围。
晚清宋诗运动一般认为分为三期:
道光、咸丰之际是第一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咸丰、同治之际是第二期;“同光体”则为第三期。
2、汉魏六朝诗派
与宋诗派称盛的同时,湘人王闿运别树一帜,推尊汉魏六朝,史称汉魏六朝诗派,亦称湖湘诗派。
3、南社
建立于清末的文学社团,以高旭、陈去病、柳亚子为主要创始人和领导核心。
它与革命诗潮的兴起、壮大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革命诗潮之兴催动南社诞生,南社之立又为革命诗潮推波助澜。
是第一个有明显近代性质的文学社团。
其文学思想以振兴国魂、保存国粹为主要宗旨。
4、同光体
同光体是晚清宋诗运动的第三期。
因其派中人自称“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故称同光体,以上承道咸以来的宋诗传统自居。
实际上创作多始于光绪中叶以降。
同光体即是指称光绪、宣统至民国后的宋诗派。
5、“姚门四杰”
道咸时期,姚氏门生弟子承续师说,使桐城派遗绪赖以不坠。
姚门亲授弟子中,有“姚门四杰”之称。
姚莹所述,为刘开、管同、方东树、梅曾亮四人。
曾国藩则以姚莹取代刘开推为“姚门四杰”之一。
6、逻辑文
民国肇始产生的新式文体。
梁启超“新文体”被人仿效,流于排比堆砌之时,章士钊之文“异军突起”“文理密察,而衷以逻辑”,称为“逻辑文”。
被称为“政论文章最完备的境界”。
以文体而论,其论调既无“华夷文学”的自大心,又无“策士文学”的浮泛气。
文字的组织无形中受西洋文法的影响,格外觉得精密。
民国初年的一批学者文章风格多受其影响。
7、狭邪小说
清道光至光绪年间,有一批以狎优狎妓为题材的小说出现,鲁迅谓之“专叙男女杂沓”的“狭邪小说”继承人情小说以缠绵之笔叙写人情的余波,“摹绘柔情,敷陈艳迹”而以“妓”之生活为主要题材。
主要作品有《品花宝鉴》、《青楼梦》、《花月痕》、《海上花列传》、《九尾龟》等。
8、侠义公案小说
清中叶之后,形成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结合的侠义公案小说。
“虽意在叙勇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俊。
”其代表作为《儿女英雄传》与《三侠五义》。
其一大特点是“绘声状物,甚有平话习气”。
9、谴责小说
鲁迅治小说史时与《儒林外史》相比较时,提出的小说类型概念。
其命意与讽刺小说相类,都在于对社会时政、风俗之弊恶的揭露与纠弹。
但其“度量技术”远不及讽刺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
10、湘乡派
曾国藩改造桐城派,其文在当时腾播人口,为其门弟子所服膺,其古文理论也成为衡文标准,造就一时风气。
桐城派衰而复振,因曾氏文自成一家而籍列湘乡,乃有“湘乡派”之称。
11、曾门四弟子
指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四人。
张裕钊文以雄健为特色。
黎庶昌文论经世之务,“颇得坚强之气”。
薛福成文最能体现湘乡派文风。
记事文叙事周密而有波澜,人物性格生动传神。
论议文恢弘雄劲,谨严有序,论理透彻。
黎庶昌、薛福成二人文章不重义理、考据、辞章,而主要以经世要务、当代掌故为作文内容,不强求清洁醇雅以传之久远,但求动人听闻而有补于世。
吴汝纶则笃守桐城义法,后来推动湘乡派复归桐城。
12、域外游记
同治年间,中国人所写的域外游记开始出现。
其作者或为出使,或为旅居,或为考察,在目睹与中国完全异趣的外国风光、人情、物产、制度等新世界、新事物之后,为文以记之。
因所写内容、也因作者涉足异域之后观念的新变,这些游记中的优秀作品,均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新的文风,自成一种新的文体。
13、“新文体”
从语体说,是一种文、白夹杂,或者说是介乎文白之间的语体。
从文体上说,是打破各种文体的界限,将议论与叙述、抒情相结合,富于逻辑性,富于鼓励性的长篇新体散文。
从写法上说,打破各派文章家法,采用一切能用的、有用的古文、骈文、辞赋、佛典、语录、八股文、西学译文、日本文的词汇、句式、体制,形成兼采众长而又独具一格的写作方法。
二、简答论述
1、简述道光前期诗风的主要特点。
此时期诗风的主要内容特点是它的忧思沉痛,即以一种沉郁痛切的调子,唱出了一代士人对时世巨变的敏锐预感,对社会危机的忧患之思。
“微词褒贬”,“慷慨论时事”是志士诗风的又一特点。
一方面有建策献言,呼吁革除弊政之作,一方面则是伤时骂座,狂言放论,抉发弊端,其锋芒犀利、情感激愤,成为此时期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
另一类与传统相联而又蕴涵新意的诗作,是对民生疾苦的表现。
抒发志士之感慨。
这批诗人以志士自许,而以诗抒发其志气,陈时病,议政事,斥奸佞,刺邪恶,述志抒怀,激励同志。
2、简述龚自珍诗歌主要意象、内容在《己亥杂诗》中的表现。
“少年”与“童心”是龚诗中引人注目的意象,是他心目中青春生命和理想的象征。
对人才的关注。
如“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之句,表现了他对人才的爱护,呼唤人才降生的渴望则让他唱出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强音。
同时也表现了历史与文化转折期敏感士人的内心世界。
3、简述龚自珍诗歌的艺术风格。
把复杂的个人情思一一熔铸于他的诗作中,使其作品成为那个时代士人情思的杰出表现者。
多抒发主观情感之作,想象丰富奇诡,语言璀璨瑰丽而又具狂霸之气,形成了“幽想杂奇悟”“哀艳杂雄奇”“郁怒情深两擅场”的迷人风格。
4、简述黄遵宪《今别离》诗的新派特色。
《今别离》四首分别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相与东西半球昼夜相反之事,在当时称得上是别开生面。
诗题仍为传统乐府诗题,诗旨仍为男女相思,而其表达感情的介质却是全新的事物,即梁启超所谓“纯以欧洲意境行之”。
5、简述黄遵宪诗歌对“诗界革命”的贡献。
在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及诗风新变与清末诗界革命正式发动之前,黄遵宪居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是近代诗歌革新的先行者。
他提出诗应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其实验性的写作实绩,得到梁启超的高度评价:
“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黄遵宪因此成为“诗界革命”的代表作家。
他写海外新事物的诗歌,记录了近代中国人走向海外世界后的新感受和新经验。
最具有“新派”特色。
黄遵宪五古之“议论纵横”和歌行之“铺比翻腾”得到好评,而且“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
在咸同时期一派拟古诗风中,拓新了诗的境界。
6、简述谭嗣同《狱中题壁》所体现的思想。
谭嗣同在戊戌变法期间所表现的仁勇精神和激进思想使他名垂千古,其新学之诗也充满了这种精神。
其《狱中题壁》更是维新志士大无畏豪情的人生绝唱。
7、简述“诗界革命”的衡量标准及纲领。
梁启超首次标示“诗界革命”,提出诗界革命应“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者具备”的衡量标准。
后来,梁修订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或曰“熔铸新理想入旧风格”,“新名词”不再被强调。
这一折衷性主张成了指导诗界革命的纲领。
以传统诗歌的韵律、体式、风格,表现和采纳前人诗中不敢问津的新事新理,如近代西方文明的新观点、新知识、新事物等,产生一种全新的审美境界。
抒发当时诗人们激越的情感,诗境壮阔。
大胆采用前人诗中向来忌用的新词句,虽因运用的高下,不免生硬或粗糙,然而却是任何体式最初未能或免的现象。
9、简述革命诗潮诗歌创作的特点。
在创作的指导思想上,革命诗潮主要还是继续诗界革命的兼具“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三长的纲领,意境更加开拓,更具近代性质,新语句运用更多,更显自然妥帖。
在诗体、格律上并未突破传统规范,仍然是地道的旧体诗。
在美学风格上,多大声疾呼,直抒胸臆,歌哭狂肆,昂奋激烈,“叫嚣亢厉”,与传统诗歌美学所提倡的温柔敦厚、含蓄蕴藉大相径庭。
这是一种具有时代精神的新的审美时尚,虽不免粗糙,却在突破古典审美规范的意义上显现出现代性。
10、简述康有为《出都留别诸公》的风格特点。
康有为为维新领袖人物和理论家,其诗言为心声,多为政治抒情之作,梁启超称其“元气淋漓”。
《出都留别诸公》气度不凡,诗境开阔,抒发其政治抱负,颇显示其风格。
11、简述龚自珍政论和史论创作的特点。
政论与史论是龚自珍的散文的主要部分。
他的多数论议之文,并非正面阐发义理,而是通过典型现象的描绘,对社会败象给予整体性的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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