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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生产与正义
《货币生产与正义》节选
导论
货币生产与正义
财货和服务的生产不单纯是技术上的问题,它通常依赖于一种法律和道德的框架,并对该框架作出反馈。
一家公司或一个行业在其业务活动中可以巩固并丰富人类合作之基础法律和道德前提,不过它也会有意无意地违背和摧毁这些法律和道德基础。
生产的伦理问题业已在多数行业受到评估,这些行业涵盖了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到纺织制造业,直到药品生产业。
今天,只有少数重要的产业逃脱了如此细致的检查,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货币的生产。
货币在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但我们对货币生产似乎没有任何道德评判的必要。
的确,央行的代表们正向公众宣讲着商业伦理的重要性,但他们的担忧似乎不适用于他们自己。
类似地,商业伦理的课程虽说在校园里处于繁荣阶段,但它也主要适用于工业企业。
此外,教会和其他宗教机构在很多政治事务上表现积极,而对货币现象,诸如纸币、央行、美元化、货币局等,却鲜有提及。
例如,天主教关于社会的训导仅含糊地说,经济活动以“稳定的货币”为前提,货币“购买力稳定整个经济体系有序发展的主要考虑因素”。
当涉及获取和使用货币的道德时,基督教教义有很详细的阐述,例如论述高利贷和为利逐利的基督教文献就非常著名。
但不管这些问题可能有多么重要,货币生产的道德和文化方面,尤其是对进行这种生产的现代环境而言,与这些基督教教义都仅有微小的关联。
此间我们面对着一个巨大的缺口。
如果我们转向被认为是最关注货币生产的学科,即经济学,事情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关于货币银行学的著作不可胜数,但有助于理解货币生产的道德和精神问题的著作数量却很小。
该领域最新的文献在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上显得越发短视。
货币经济学研究贴现政策及公开市场政策,研究决策者的典型目标,如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但它通常不会提出更具广度的历史、理论和制度视角。
比如,很少有教科书实际地讨论金本位的运作,可是如果想要理解西方世界货币事务现状以及我们的政策选择,对此制度有一定的基本知识就是必须的。
同样是这些教科书,受对经济分析的理解过度狭隘之苦,关注的是诸如货币供应量、物价水平和国民生产总值等少许宏观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关注可能在教学法上有某种益处,但它对于正确处理我们的主题而言就太贫乏了。
货币生产对人际和群体关系(如家庭和私人社团)有巨大影响。
货币生产的规则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上货币体系的转变。
从道德和精神角度上看,这一切都是重要的。
可是如果我们仅以宏观经济学的视角观察货币和银行,这些重要的东西就那么轻易地从我们的理性视野中消失了。
最终,实际上少有著作走出集成经济学和道德范畴的那一步。
大多数文献或是没有给出任何货币制度的道德评估,或是没有全面领会经济学便开始对现存制度进行道德批评。
不幸的是,后一种缺陷传播得尤为广泛,甚至是在忧国忧民且意图良好的神学家和商业伦理教授当中。
让我们强调一下,这个缺口最主要关乎现代货币体制(特别是银行、中央银行和纸币)的道德层面。
《圣经》为古时的货币生产提供了相当清晰的导引,尤其是在黄金和白银钱币的铸造方面。
类似地,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发展了一套有关传统货币制造方法的极为全面的道德理论。
第一篇科学地讨论货币的论文,尼古拉•奥雷姆的《论货币的变质》(TreatiseontheAlterationofMoney)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其中的思想对今天依然适用。
先于他的著作,天主教教会的训导职所(teachingoffice)便已讨论过这些问题,最为显著的就是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的《何时》(Quanto,1199),它斥责了减低贵金属货币成色的行为。
然而,我们一转向现代的情境,缺口立马就出现了,有关铸币的古老训诫不能穷尽我们在这个纸币时代所面临的问题。
也许这正是当代的教皇们为什么没有像中世纪的先辈那样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货币体制作出评述的主要原因。
本书的要旨是表明这个缺口的代价有多么大。
我们的说明会围绕货币生产的经济学展开。
亚当•斯密及其诸多追随者称经济学是道德科学,诚然如此。
经济学不仅仅研究道德生物——人,也涉及为数众多的和道德有直接关联的问题。
在本书的讨论中,这主要关注的是政治上操纵货币供应是否会带来社会利益的问题,或说是通货膨胀如何影响人的道德和精神性情的问题。
货币生产的经济学可以较为自然地把我们引向关于其司法、道德、历史和政治层面的考量。
我们的目标不是做到事无巨细,而是通过足够的细节勾画出一个总的图景。
因此,我们首先讨论“自然的货币生产原理”(第一部分)以及依据道德考量它所能改进的方面。
然后我们转向通货膨胀(第二部分),即自然的货币生产的扭曲。
此间我们将着重强调两种类型的通胀之间的差异。
一种是地下通货膨胀(privateinflation),它在任何人类社会都会自发产生,但可以通过国家的力量镇压。
另一种是法令性通货膨胀(fiatinflation),正如其名字所示的那样,这种通货膨胀事实上享受着政府的保护,因此是一种体制化了的货币生产扭曲。
在本书最后一个部分(第三部分),我们会将两种通胀的区分应用于简要分析西方自17世纪起的货币体系。
我们将要论证,自然的货币生产可以有效运作,所有的尝试都成功了,并且禁止其运作没有技术、经济、法律、道德或精神上的合理理由。
相反,倒是有大量的理由可以决定性地证明通货膨胀之有害而邪恶的特征。
在我们的这个年代,由于法律法规实际上正保护着制造这种通货膨胀的货币机构,通货膨胀已经变得持久且日趋严重。
货币生产因此在双重意义上关乎正义。
一方面,现代的货币生产机构依赖于既存的法律秩序,因此涉及我们所说的社会正义的核心领域。
另一方面,既存法律秩序本身便是造成持久不断通货膨胀的问题所在。
法定垄断、法定货币法以及合法中止偿付不知不觉成了制造社会不公的工具,它们引发通货膨胀、不负责任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通常是劫贫济富。
这些法律制度在正义之前无立锥之地,应立即废止。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当今主要的货币机制可能会被废除:
中央银行、纸币和部分准备金银行制。
然而这样的措施决不是单纯的破坏,它可以被视为重建合理的货币体系以及建设更为人道的经济的必要条件。
诚然,我们的结论看似相当激进。
但是面对巨大的邪恶,每个人都不应当害怕采用强硬的立场,这里我们面对的法令性币制就是一种巨大的邪恶。
不过,我们的目的不在于推动一项政治方案,我们仅努力使读者熟悉为货币制度作道德评估所必要的事实论据。
法令性通货膨胀的文化和心灵贻害
第十三章法令性通货膨胀的文化和心灵贻害
通胀习惯
通货膨胀有害的观念是经济科学的一大主题。
但是大多数教科书低估了有害的程度,因为它们把通胀过分狭隘地定义为持续的货币购买力下降,也不重视通胀的具体形态。
要完全领会通胀的破坏性本质,我们必须牢记通胀源于对社会基本规则的违背。
人们通过诈骗、强加和违背契约来增加货币供应量才产生通货膨胀。
它总会产生三种典型的后果:
(1)它让作恶者获利而损害其他货币使用者;
(2)它使得债务累积,超过自由市场状态下所会达到的水平;以及(3)它降低货币购买力至自由市场中应有的水平以下。
尽管这三个后果已经足够恶劣,但一旦通胀是由政府来鼓励和推动的,事情还会变得更糟。
政府的法令授权使通胀持久不断,从而我们可以观察到与通胀特别相关的机构体制和习惯的形成。
法令性通货膨胀给人类社会留下了其特有的文化和心灵污渍。
本章将进一步考察这种贻害的若干方面。
高度集权的政府
通胀对控制它的政府有利,受到损害的不仅是大众,而且还有所有二级和三级政府。
众所周知,欧洲的国王们,在17、18世纪他们的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消灭了社会中间力量的遗存。
19、20世纪的民主国家完成了从国王时代开始的权力集中化。
这一过程的经济驱动力就是通货膨胀,当时通胀完全是中央政府手头的工具。
甚于其他经济原因,通胀使得民族国家势不可挡。
因此通货膨胀至少间接地推动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普及,这种意识形态在20世纪表现为对民族国家的狂热崇拜。
通货膨胀刺激了中央政府的膨胀。
它使中央政府的规模超出自由社会中的水平,还使其有能力高度垄断各种政府职能——这在货币自然生产的条件下不会发生。
这损害了所有形式的社会中间自治体,当然还有整个公民社会。
通胀所资助的集权化把普通公民变得越来越像是孤立的社会原子,公民的所有社会联系都受控于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还提供了原本主要由其他社会实体,如家庭和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务。
与此同时,国家机器的集中指挥也远离了选区的日常生活。
这些趋势与秩序良好的社会的目标难以调和。
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勒普莱(FrédéncLePlay),一位关注国家权力集中化的机敏而具有批判性的观察家,提出了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y)。
根据该原则,任何问题都应该由有能力解决它的政治等级最低者或组织来解决。
此后,教皇利奥十三世(1878—1903年在位)在《新事》通谕(RerumNovarum)中可以说推崇过这种原则(§§13,35),不过尚未使用该名称。
一直要到1931年,教皇庇护十一世(1922—1939年在位)才在他的《四十年》通谕(QuadragesimoAnno)中使用了“辅助性原则”一词。
但是仅凭道德认知无法终止有着强大动力的趋势,邪恶应从根部斩除。
法令性通胀和战争
法定货币,尤其是纸币,其最恐怖的影响是其延长战争的能力。
战争的破坏有助于冷却人们最初的战争狂热。
因此,对于越持久、破坏性越大的战争,公众愿意给予它的财政支持(纳税和购买公债)越少。
而法令性通货膨胀使政府可以无视公民的财政抵制,维持目前的战力水平甚至扩大战争,政府只需要印制购买军备所需的纸币即可。
这正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事实——至少这发生在欧洲国家。
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以及英国都通过通货膨胀来支付大部分战争开销。
通胀的量化影响当然很难度量,但是我们假定法令性通货膨胀延长了数个月甚或一两年的战争也不是毫无理由的。
如果我们再认定战争的末期是杀戮的高潮,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测出有数百万的生命本可以被挽救。
很多人相信战时可以不择手段。
在他们看来,法令性通货膨胀是抵挡一国所受的致命威胁的合法手段。
不过他们的观点是有缺陷的。
战时也不能不择手段,天主教神学的正义战争理论正强调了这一点。
如果有更易为道德所容忍的手段可用来实现同样的目的,法令性通货膨胀就绝不会是合法的。
而事实上,这种更好的手段存在,并且一直可听从政府支配,比如信用货币和增税。
另一种为战时法币辩护的典型说法是,政府可能比公众更了解胜利是多么唾手可得。
无知的群众对战争心生厌倦,倾向于抵制增加的税赋,但是政府完全清楚处境。
没有法币,它就会束手束脚,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通胀正是给了政府赢得战争胜利所需的那根压垮骆驼的稻草。
当然,可以想见政府比公众更为知情,但是我们很难想见为什么这一事实会是战时筹资的障碍。
政治领导的最根本任务就是让群众有理由地团结一心。
为什么政府不能传播好消息,从而使人们信服增税是有必要的呢?
这就把我们引向了后面的考量。
通货膨胀和暴政
法令性通货膨胀允许政府在没有公民的真正支持下追逐它的目的,战争只是一个最为极端的例子。
有了印钞机,政府可以在没有获得人民的同意之时(事实上是违反民意地)取走他们的财产。
哪种政府会武断随意地剥夺其公民的财产呢?
亚里士多德和很多其他政治哲学家称之为暴政。
此外,从奥雷姆到米塞斯的货币理论家们指出,法令性通货膨胀,作为是政府融资的工具,事实上是暴政的特色财政技术。
货币组织的趋劣竞争
我们已经详细了解,法令性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不稳定的货币生产方式,因为它将道德风险和不负责任体制化,它造成的后果是频繁反复的经济危机。
过去试图修复这些不良影响的努力并没有质疑法令性通货膨胀原则的本身,这导致了一种特殊的货币制度演进——一种制度化的趋劣竞争。
这当然不意味着一个迅速的过程,货币制度的退化已经进行了数个世纪。
尽管在我们现在的纸币时代,趋劣竞争的过程加速了许多,但是我们的制度离退化到绝对恶劣尚有距离。
我们已经对这个现象有了一定篇幅的讨论,在第三部分它会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得到展现。
法令性通货膨胀下的企业经营
法令性通货膨胀对企业财务有着深刻的影响。
它使负债(贷款)比自由市场上更为廉价,这激励企业家更多地通过贷款而非通过股本(由公司所有者投入公司的资本)来为它们的运营提供资金。
在自然货币生产的体系下,银行只能像金融中介那样发放贷款,也就是说,它们只能出借自己的积蓄或是其他人积攒下来借给银行的资金。
银行当然可以自由地根据任何它们喜欢的条款(利息、抵押、期限)放贷,但是它们的条款不可能比它们自己的债权人给它们的条款还要优惠,否则对它们而言是自取灭亡。
例如,如果银行借入的贷款利息是5%,它以4%的利息率出借就是自杀性的。
因此,在自由市场上,可赚钱的银行业局限于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这个范围转而取决于存款者。
银行不可能既维持经营,又开出比有意将自己的资金出借一段时间的存款者更优惠的借贷条款。
但是部分准备金制银行恰恰能做到这点。
由于它们能够以几乎为零的成本增发银行信贷,它们可以比过去普遍水平更低的利率发放贷款。
贷款受益人通过举债为项目融资,而不再用自己的钱投资;若贷不到款,他们根本不会投资项目。
纸币起着同样的效果,但是影响更为重大。
纸币的生产者几乎可以出借任何数量的资金,开出任意的条款。
在过去几年中,日本银行提供过利息为零的贷款。
到后来,有时它实际上付钱给向它借钱的人。
很明显,少有企业能够抵制这样的开价条件。
竞争在各领域都很激烈,企业必须寻找使用最为优厚的条款,唯恐失去这份关系到企业利润甚至生存的竞争优势。
可见,法令性通货膨胀使企业经营空前依赖于银行,它创制了范围更广的等级制度和更强大的中央决策权力,而这样的情况不会在自由市场上出现。
在10%所有者权益和90%负债下经营的企业家已不再是真正的企业家了。
他的债主(通常是银行)才是真正的企业家,作出一切重大的决策。
原先的企业家不过是一位薪酬丰厚的执行者、一位经理。
因此,法令性通胀减少了真正企业家(以自己的资金经营的独立人士)的人数。
虽然这样的自立人士依然数量惊人,但是他们必须要有出色的才智应对他们面临的恶劣融资条件才能生存。
他们必须比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具创新能力、更勤奋。
他们知道独立的代价,并决心为之付出。
相较于银行家的傀儡,他们往往更在乎家业,更关心自己的员工。
由于法令性通货膨胀带来的贷款能够轻易提供财务优势,它们会刺激企业首席执行者的轻率投机行为,能够轻易进入资本市场的大型企业经理尤为如此。
他们的轻率常常和创新混为一谈,实际上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就将部分准备金制银行有名地定性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他认为,这种银行可以用它们凭空制造信用的能力(无中生有)为创新型企业家提供资金。
我们可以想见有时候部分准备金制银行起到了这个作用,但它们更多地是起相反的作用。
通常说来,商业组织的任何新产品和彻底的创新都是对银行的威胁,因为它们多少已经向既有的生产旧产品、沿用旧组织方法的公司投了巨资。
因此,它们所有的经济动力都在于,要么通过减少对创新项目的金融支持来阻滞它,要么把新点子传达给商业界现有伙伴。
于是,部分准备金银行制使商业变得更为保守,为了现存企业的利益,它损害了创新的新入者的利益。
创新更有可能源自独立的实业家,尤其是当所得税较低的时候。
债务奴隶
部分上述的考量同样适用于商业世界以外。
法令性通货膨胀不仅仅向政府和企业提供廉价信贷,还放贷给个人。
单凭廉价贷款的存在就能引致很多本不会选择负债的人向银行贷款,而将其与通胀的另一个典型后果——持续的物价水平上升——联系在一起,廉价贷款的诱惑就是难以抵挡的。
过去,我们基本上觉察不到物价的上涨,但是当今全体西方世界的公民都发觉了这一现象。
在一些国家,如巴西和土耳其,物价至今以年均80%—100%的速率上涨,即便是年轻人也有了切身体会。
此种情况下,积攒现金受到了巨大的惩罚。
过去,人们通常通过囤积黄金和白银钱币完成储蓄。
囤积金银确实没有任何收益(金属是“不生息”的),他们因此没有过上“食利者”的生活。
但是不管怎么说,钱币囤积是可靠而有效的储蓄手段。
积攒下来的财富,其购买力不会在几十年里蒸发,在经济增长的年头,这些储蓄甚至能够赢得一些更多的购买力。
最为重要的是,这种储蓄的方式极适合一般的民众。
木匠、泥瓦匠、裁缝和农民往往搞不懂国际资本市场,把金币放在床垫底下或是保险箱里即可高枕无忧,根本无需彻夜学习资本市场的知识。
这也使他们独立于金融中介。
然后我们把这幅旧日的图景和现在的情况相比较,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今天,为了准备养老而积攒美元或欧元券完全是无益的。
一个30岁的人如果计划30年后(从2008年起算)退休,他必须以3倍的贬值乘数计算未来的需要,即今天他存的3美元在30年后他退休时只相当于今天1美元的购买力,而且3倍贬值乘数还算是偏低的!
因此,理性的储蓄策略是举债购买通胀时价格会上升的资产,这正是西方国家今天所发生着的事情。
年轻人一有工作和基本稳定的收入来源就开始按揭购房——相比之下,他们的曾祖父可能还会先差不多积攒30年钱,然后用现金买房。
事情对于那些已经积攒了一些财富的人而言也不乐观。
通货膨胀虽然没有迫使他们负债,但还是剥夺了他们以现金形式持有储蓄的可能。
有养老金的老人、寡妇以及孤儿的监护人必须把他们的钱投入金融市场,否则他们就得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储蓄的购买力蒸发。
由此,他们依赖于金融中介以及证券和债券价格的无常变化。
显然,这样的态势对于以金融市场营生的人来说非常有益。
证券经纪人、债券交易商、银行、按揭贷款公司还有其他金融市场的“玩家”有理由感谢法令性通胀下持续下降的货币购买力。
但是这种态势是否对普通公民有利呢?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我们现在的通胀性体制下,举债和增加在金融市场的投资对人们有益。
当物价水平持续不断上涨的时候,个人举债是人们最优可得的策略。
但是这无疑意味着如果没有政府对货币体系的干预,人们会有其他更好的策略。
中央银行和纸币的存在使负债型财务策略比先存钱的策略更具吸引力。
用登普西的话来说,“我们承受了高利贷的影响而‘金融代理人’则免于个人罪恶”,“高利贷被体制化了、系统化了”。
毫不夸张地说,借助其货币政策,西方政府已经将其公民的财务依赖性加深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早在1931年,教皇庇护十一世便指出:
很明显,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仅仅是财富集中到了一起,还有一股巨大的权力和专制的经济独裁权集中在了少数人手中。
这些人通常不是实业的所有者,而是投资金钱的董事以及总经理。
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任意管理处置他们的投资。
那些控制贷款并且决定着出借金钱的人最为强势地推行着经济独裁,因为他们控制且完全控制着货币。
他们可谓控制着整个经济体系的血脉,可谓把握着经济生活的灵魂,没有人敢违背他们的意志。
我们可能会想,面对今天的形势,教皇庇护十一世会用什么语言来描述它?
通常,为现状辩护的理由是,现行体系有着所谓的“刺激工业发展”的功能。
旧日囤积的钱币不仅是无法生财的,而且从经济学角度看实际上是有害的,因为它使商业无法得到投资所需的支付手段。
通货膨胀的职能就是提供这些所需的支付手段。
不过,我们已经仔细地驳倒了这个谬论。
在这里我们再次强调,货币囤积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任何负面的影响。
它绝对不会抑制工业投资,囤积可以增加货币的购买力,从而赋予流通中其余货币单位更大的“权重”。
这些剩余的货币单位依然可以用来购买财货和服务,用来投资。
通胀不能创造任何资源是根本的事实。
通胀只不过是改变了现存资源的分配,使它们不再流向用自己的钱运作企业的企业家,而流向通过贷款融资经营的企业经理人。
因此,目前汹涌澎湃的住房贷款的净效应是全体民众都陷入财务依赖之中。
这其中的道德意义很明显:
债台高筑和财务自立并不相容,因此,人们在各方面的自立性都会减弱。
负债累累的人终将形成一味寻求他人帮助的习惯,而非成长成熟为对于家庭和社会而言在经济和道德上值得依靠的人。
痴心妄想和唯唯诺诺代替了坚毅沉着和独立判断。
如果一个家庭不再能承担债务负担了呢?
结果或是全家人陷入绝望,或是任何财务稳健标准都受到他们的蔑视和嘲讽。
法令性通货膨胀的一些心灵伤害
法令性通货膨胀持续地削减货币的购买力。
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积蓄免受其害,但是这要求全面的金融知识,得有时间持续关注自己的投资,以及很好的运气。
缺少任何一种这些要素的人都有可能令自己的金融资产元气大伤,老人们一生的积蓄很有可能在退休后几年中因此化为乌有,结果是绝望以及道德和社会准则的消失。
但由此推断通胀的这种影响主要是针对老年人群则是错误的。
正如有一位学者观察到的:
这些效应“尤为强烈地影响着年轻一代,他们学会了活在现代,嘲笑那些试图教导他们老一套的美德和节俭的人”。
通货膨胀因此鼓励着及时享乐的精神,这和《圣经》所要求的财务管理精神格格不入。
后者要求克己有度与永恒视野——如为了子孙后代进行长期投资。
即使是那些有幸拥有知识、时间和运气来保护其大部分积蓄的人也无法逃避通胀的有害影响,因为他们同样不得不接受与道德和心灵健康相背的习惯。
通胀使他们花比过去多得多的时间考虑自己的钱财。
我们已经提过,普通公民积攒财富的旧办法是累积现金。
在法令性通货膨胀下,这个策略无疑是坐以待毙。
他们必须投资通胀时价格会上升的资产,最实际的做法就是购买股票和债券。
但是这意味着要花很多时间比较和选择合适的证券。
同时,这就迫使他们一生都得留心和关注他们的金钱。
他们得看财经新闻,关注金融市场的行情。
类似地,人们为了赚更多的钱,会延长辛苦工作的时间和年限。
他们把货币收入看做是选择职业的第一标准。
例如,一个人喜欢园艺,但尽管如此他还是会寻找一个在工业企业工作的职位,因为后者的长期货币收入更多。
相较于自然货币体系下,会有更多的人接受远离家庭的工作,只要有人开出略高一筹的工资。
这些通胀引致的习惯,在心灵层面似乎显而易见。
金钱和财务问题的地位在人类生活中被夸大,社会因通胀而物质化。
越来越多的人一味地追求金钱收入,而舍弃了其他对于个人幸福而言重要的东西。
通胀引致的漂泊不定人为地削弱了家庭内部的联系以及对国家的忠诚。
那些天性贪婪、嫉妒和小气的人为罪所囚禁。
即便是那些天性善良的人也感受到自己置身于从未有过的诱惑之中。
此外,金融市场的变幻莫测成为人们过度吝啬的现成借口,向慈善机构的捐赠也就减少了。
还有就是持久通胀使产品质量降低的事实。
每个卖家都知道同样的产品,要卖出比往年更高的价格是很困难的事,而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必然导致以货币计价的物价上涨。
那么卖家们会怎么做呢?
很多时候,技术革新把他们救出困境,他们因而可以更廉价地生产,抵消甚至超额抵补通胀的负面影响。
个人电脑以及其他信息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就是这样的例子。
但是在其他行业,技术进步的作用很小。
这样的话,卖家就要面对上面提到的问题。
他们于是生产劣等的产品并以相同的名字出售,同时使用一些业已成为商业营销惯例的语言包装。
例如,他们可能会向顾客提供“轻”咖啡和“不辣”(non-spicy)蔬菜——翻译过来就是低浓度咖啡和不可口的蔬菜。
类似的产品恶化同样发生在建筑行业,持续受通胀困扰的国家似乎有更大比例的房屋和街道一直需要维修。
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养成了马虎对待他们的语言的心态。
如果每样东西都可以随意命名,那么真话和谎言的区别很难解释清楚。
通胀诱使人们就他们的产品说谎,持久不断的通货膨胀助长例行说谎的习惯。
我们指出过,在部分准备金银行制(法定货币体系的基本制度)中,例行说谎起着很大的作用。
法令性通货膨胀似乎能把这个习惯传播到经济的其他领域——就像癌细胞扩散一样。
窒息道德情感
在大多数国家,福利型政府膨胀所需的资金由公共债务的积累来提供,公共债务的数量之多,是在没有法令性通胀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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