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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期末
2013-201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期末案例分析材料汇总
2013-201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1
期末案例分析材料汇总1
案例一3
材料一:
一年以来,社会主义的思潮,在中国可以算是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3
案例二:
3
材料一:
1922年間,蘇聯政府派特使越飛來華與孫中山會談。
1923年1月,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中国3
案例三:
4
材料一: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4
案例四:
4
二三十年代毛泽东在江西调查得出:
约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至80%的土地4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在江西农村调查,描述了江西地区一些农村土地分配情况:
4
案例五:
5
材料一:
为了使在战争途中的新兵们有杀人的胆量,我们曾经做过刺杀敌人的试验。
刺杀试验,就是以5
案例六:
6
材料一:
7月15日,中共向国民党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希望国民党方面新闻机关早日6
案例七:
7
材料17
1945年8月20日蒋介石再次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电报:
“大战方告结束,内争不容再有……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7
案例八:
7
材料1:
7
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7
案例九:
9
1949年3月5~13日在中国河北建屏县西柏坡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简称七届二中全9
案例十:
10
李济深(1885—1959),字任潮,原名李济琛。
1885年出生于广西梧州苍梧。
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
曾留学10
案例十一:
10
1958年全国一齐大跃进、放卫星。
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人间奇迹象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我插队那几10
案例十二:
12
伦敦奥运会早已闭幕12
案例一
材料一:
一年以来,社会主义的思潮,在中国可以算是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的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
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
——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判》,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4期,1921年2月
材料二:
依我现在之看法,……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因此,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因为四周空气都是腐败的,既要治内,又要对外,也怪不得他们。
—《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见《新民学会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P148—149。
材料三:
1921年初,维经斯基回国。
据包惠僧回忆:
因维经斯基回国,陈独秀赴粤,临时中央的经济来源中断,一切工作受到影响,《共产党》月刊也停了好几个月没有编印。
从维回国到新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期间的建党工作出现短暂停滞,但并没有完全停止。
—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
材料四:
1921年6月初,新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抵沪,决定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据当时代替陈独秀领导上海共产党小组的李达回忆:
6月间,第三国际派了马林和尼可洛夫(尼科尔斯基)两人来到上海。
他们和我们接洽了之后,知道我们党的情形,就要我即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中共的正式成立。
当时党的组织共有七个地方单位。
我发处了七封信,要求各地党部派代表,到上海参加。
—《李达自传(节录)》,载《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8期
案例二:
材料一:
1922年間,蘇聯政府派特使越飛來華與孫中山會談。
1923年1月,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
”“此项大事业……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
材料二:
1927年年初,罗易奉共产国际之命前往中国,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负责指导中国革命。
罗易于4月初抵达武汉,罗易于6月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给予国民党于武汉主事人汪精卫过目,最终武汉方面亦实行分共。
同年8月罗易返回苏联。
材料三:
五月指示内容
(1)组织一支包括两万名共产党员和五万名工人农民的新的武装力量;
(2)在武汉重组国民党;(3)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增加工农成分;(4)不待武汉政府的命令,没收当地土地;(5)设立一个国民党特别法庭,审判反革命者,而不可涉及共产党员。
案例三:
材料一: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材料二:
毛泽东介绍说,组织起200万农会会员,向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以及各种宗法制度、贪官污吏发起攻击,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
组织起来的农民在农会的领导下,做了十四件大事:
采用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戴高帽子游乡、关进监狱、枪毙等手段从政治上打击地主;推乡村土豪劣绅的政权机关“都团”、“团防局”,建立起农民自己的乡村自治机关及“梭镖队”;推翻县官老爷衙门的政权,建立县长与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合会议;推翻压迫农民的族权、神权以及压迫妇女的“夫权”;禁牌、禁赌、禁毒,改良社会风气;清匪、清盗、废苛捐;普及政治宣传,开展文化运动;建立合作社,在消费、贩卖、信用方面合作互助;修道路、建塘坝,改善公共设施。
案例四:
二三十年代毛泽东在江西调查得出:
约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至80%的土地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在江西农村调查,描述了江西地区一些农村土地分配情况:
A、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对湘赣边界土地状况的分析:
“边界土地状况:
大体来说,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
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
”
B、毛泽东1930年撰写的《寻乌调查》一书中,江西寻乌县地主的人口占农村人口总数的3.445%,占有30%的土地;富农人口占4%;公田占40%,为地主、富农所实际把持。
换言之地主、富农共占人口的7.445%,占有土地的70%;中农、贫农、雇农等共占人口的92.555%,占有土地的30%。
C、1930年10月毛泽东对兴国县第十区作调查。
他在《兴国调查》中说,这里地主占人口的1%(加上邻区及县城在这里占有土地的地主,人口约占2%到3%),占有土地的40%;富农占人口的5%,占有土地的30%;另有公堂土地10%,实际为地主、富农所把持;中农占人口的20%,占有土地的15%;贫农占人口的60%,占有土地的5%;雇农、手工工人、小商人、游民共占人口的13%,没有土地。
案例五:
材料一:
为了使在战争途中的新兵们有杀人的胆量,我们曾经做过刺杀敌人的试验。
刺杀试验,就是以俘虏或当地的居民做活靶,让没有战争经验的新兵来体验刺杀活人。
…这种刺杀法,绝对不可能使人一刺就毙命。
被当做活靶的人,被刺得肉绽血流,非常痛苦,大声地哭嚎哀鸣。
…就随随便便的一阵乱刺,直到他们断气为止。
这时候,因对方丧命而产生的安心感和杀死人的优越感,交织混杂在一起,首次显现出战场上军人的气概来。
这种杀人的体验,是每一位上战场的军人必经的关卡。
材料二:
第二天,又有两名年过50接近60岁的一男一女被拖来。
一等兵松浦怒吼一声,抬起穿着军靴的脚朝着那男人的臀部踢去。
这次踢到了要害,男人闷声倒下,在那里痛苦地扭动了好一会儿。
一等兵松浦的嗜好没有得到满足,接着他又想出更加残忍的方法。
他把两人的手绑在背后,一路拖到哨兵指挥所的后面。
为了给不当班的哨兵取暖,那里总是烧着一堆火。
他强让两人坐在旁边,然后铲起满满一铁锨滚烫发红的炭火倒入两人的衣服里面。
不管怎么说,炭火直接烧着皮肤的痛苦没人受得了。
两个人如野兽般狂吼乱叫着在地上来回打滚。
之后炭火又引燃了衣服里面的棉花,冒出了白烟。
材料三:
在南京待了两个月左右,就前往武州。
此时我已当了班长。
是以上等兵身份被命令从事下士官工作的。
就在那时啊,干了撕裂大腿的事。
在一个村落,为了警告其他人,我把一个女人绑在柳树上,将捆在两只脚脖子上的绳子绑在两匹马的马鞍上,分别给左右的马一鞭子,人就从大腿处撕拉开了,一直撕裂到乳房那里。
部队士兵观看了整个过程,中队长什么都没说。
选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10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
案例六:
材料一:
7月15日,中共向国民党提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希望国民党方面新闻机关早日发表。
郑重宣布:
“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
——《中国近代现代史资料选辑》
材料二:
从1937年2月至8月,国共两党先后在西安、抗州、庐山和南京四地进行了六次谈判。
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
23日,蒋介石就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谈话,承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是“摒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中国民族既已致觉醒,绝对团结,自必坚守不偏不倚之国策,集中整个民族之力量,自己自助,以抵抗暴敌,挽救危亡”。
谈话也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遂在抗日救亡的基础上得以实现。
——《中共党史教学资料》
材料三:
1937~1941年,叶剑英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委,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广泛联络国民党上层人士,并多次参与同国民党谈判。
1939年2月,叶剑英参与创办的国民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讲授抗日游击战战略战术,宣传持久战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抗日战争史》
案例七:
材料11945年8月20日蒋介石再次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电报:
“大战方告结束,内争不容再有……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
材料2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给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密电:
“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乃奸匪竟……企图破坏统一以遂其割据之阴谋,若不速予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遗害无穷……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注:
蒋介石)所订剿共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
”
材料31945年11月6日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演讲:
“回想这20年来,奸匪始终是本党惟一的敌人。
”
材料4(美国总统)杜鲁门回忆录:
“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困难……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
由于共产党人占领了铁路中间的地方,蒋介石要想占领东北和中南就不可能……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使命今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护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
案例八:
材料1:
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
——摘自1935年12月25日《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材料2:
中国人民武装抗日最根本的六项共同行动纲领:
(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
(二)全体人民总动员,立刻成立群众的反日民众义勇军,并组织广大的人民的参战组织。
(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将各种武器发给人民反日义勇军,以便实行训练和对日作战。
(四)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财产和卖国贼的财产,国库一切收入,都用作对日作战的经费,进行广大的募捐运动。
(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
(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并将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抗日作战表同情、援助或守善意的中立的国家和民族视为我们的朋友。
《抗日救国六大纲领》
材料3:
“根据敌我一般情况之分析及敌我战略之基本方针,应确立对日作战原则如下:
(1)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适当时机,应予以全线之反击,而根本的把日寇从中国赶出去;
(2)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3)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适当的时机,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4)在必要的战略要点或政治经济的中心,设立坚强之工事,并配置足够的兵力,以籍制敌人;(5)一切阵地的编成,避免单线的构筑,而应狭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任守备部队的作战要领;(6)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以求得歼灭敌人;(7)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村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
案例九:
1949年3月5~13日在中国河北建屏县西柏坡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简称七届二中全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中央候补委员19人。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报告。
会议批准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基础的声明,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在夺取全国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将采取的基本政策。
大会讨论和决定的主要问题有:
(1)确定了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的方针;
(2)指出中共工作重点应从农村转向城市,并以生产建设为中心;(3)阐述了在全国胜利后仍会存在两种基本矛盾,一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一种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4)强调了加强党纲建设,规定了禁止给领导人祝寿、禁止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街道、企业等,防止对个人的歌功颂德;(5)肯定了军队的作用,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阐明在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由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基本途径。
报告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指出在全国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必须警惕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
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全会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
七届二中全会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这次会议为迅速取得民主革命在全国的彻底胜利,以及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了解决国民党残余军队的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
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解决敌人;北平方式,即迫使国民党军队用和平方法,迅速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绥远方式,即有意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大体上不动,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其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
案例十:
李济深(1885—1959),字任潮,原名李济琛。
1885年出生于广西梧州苍梧。
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
曾留学日本。
历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西江善后督办、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
1925年李济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
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留守广州。
1927年曾参与蒋介石的反共活动。
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1935年任桂系军政府主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号召,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共政策。
李济深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蒋介石鉴于全国的抗日形势,撤销对李济深的通缉令,并任命李济深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还授予李济深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新四军成立后,李济深希望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所联系的地方武装,编入新四军战斗行列,参加抗战。
他派李任夫与叶挺接洽,叶挺十分欢迎,当即将表册等送军政部转蒋介石核示,结果被拒绝了。
1938年8月,抗战形势日趋严峻,李济深等人发表宣言,号召盟员拥护政府,抗战到底。
同年10月,服从蒋介石命令,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解散。
1948年就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
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9年10月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
案例十一:
1958年全国一齐大跃进、放卫星。
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人间奇迹象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我插队那几年,出集体工时常有老社员们讲当年放卫星的奇迹,哄得后生们开心大笑。
现摘录一、二。
肥料堆成山: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收多收少在于肥。
”农村里的人都懂得这些道理,农业大跃进,粮食要高产,理所当然是要大积肥。
大队在社员大会上鹦鹉学舌般传达了公社的积肥动员令后,宣读了给各生产队规定的任务指标,并宣布天天要到田间地里检查,第二天果然大队干部就雷厉风行地挨队查看。
大队部办有墙报,墙报里有个进度评比栏,评比栏里用图案明白地标示出先进与落后。
最快的是火箭,第二名是飞机,第三名是火车,第四名是汽车,第五名是单车,第六名是行人,第七名是老牛,第八名是乌龟。
哪个队要是排在第八位,不但被骂作乌龟王八蛋,生产队长作检讨,大队开会还要点名批评,于是各生产队就你追我赶地掀起了积肥比赛。
我们队拚命地铲草皮,烧土木灰……天亮开工,天黑归家,中午也不休息,可肥堆老是比邻队肥堆小、肥堆少,社员们都纳闷了。
队长更愁的不行,但是大家都尽力了,愁也没法呀。
难道我们队里的人真的差劲的很,队长的弟弟不服这口气,就偷偷摸摸去看邻队是怎么做的,去偷学别人的经验。
他偷偷摸摸转了半天,终于看出了端倪——原来邻队是先在田中间扎个稻草堆,然后盖上一层草皮,就是一肥堆了。
队长的弟弟回来与队长一说,队长也就恍然大悟了,原来自己缺了巧干,真笨!
公社、大队经常号召苦干加巧干,自己咋就不开窍呢?
队长开动脑筋,创新了巧干——用几把茅柴打个堆,再在外表堆些草皮,这样更容易更经压,进度一下子就坐上火箭了。
后来犁田的时候,有次队长不幸被荆棘剌了,心里明白是茅柴里带来的,只好哑巴吃黄连,吱声不得。
小孩子也炼钢:
那是在1958年,新中国成立的9周年,刚刚过去的“整风”、“反右”,全国形势那可是一片大好,正是“大跃进”时期。
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要“钢铁元帅”升帐,要使全国的钢产量,由1957年的535万吨,提高到1070万吨,全国上下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
不但是正规的钢铁厂加班加点努力生产,全国所有的地方,都要炼钢、炼铁,当时,不只家里的费铜烂铁,就是多余的饭锅也得捐出去。
我那时念初二,学校也得停课大炼钢铁。
那真是热闹极了,学校操场建起了很多个炼铁炉,所谓炼铁炉就是,挖个坑,两边用砖垒起二尺高,放上铁炉蓖,放上焦炭,用个小鼓风机吹风,然后把废铁放上去烧红,用大锤砸成一个铁陀,那就大功告成,然后称重报喜。
有个教生物的安老师,身体倍儿棒!
抡起大锤咣咣的,成了火线英雄,披红戴花,把他乐得啊两眼眯成一条缝。
当时最好玩,就是去工厂参加大炼钢铁,工厂的炉子比较高,类似于铸造用的冲天炉,我们一帮小孩子也跟着工人倒夜班,帮忙上料,其实更主要的玩,大家初进工厂,看啥都新鲜,玩得甚是开心!
到了23点该吃饭了,到食堂一看,香喷喷的大米饭,还有最爱吃的红烧肉,鸡蛋汤,都是拿那种大缸盆装的,随便吃啊!
人们把瘦肉吃了,肥肉扔了,大米饭也扔的到处都是.....真是胡闹了!
物极必反到了1960年,喝汤都喝不饱了,饿得直浮肿,那是后话了。
第二天早晨敲锣打鼓的到厂部报喜去了。
可那些“炼”出来的东西哪里是什么钢啊!
1958年的大炼钢铁,最后全国的钢产量还真的到了1100万吨,我还记得那报纸上的“1100”大红字比乒乓球都大!
案例十二:
伦敦奥运会早已闭幕,有关话题仍然余音绕梁。
“养狼计划”就是其中之一。
北京时间2012年7月29日,哈萨克斯坦女运动员祖尔菲娅获得53公斤级举重金牌;7月30日,该国另一位女运动员马内扎又夺得63公斤级举重冠军。
神通广大的记者们很快查明,祖尔菲娅,原名赵常玲,中国湖南道县人;马内扎,原名姚丽,中国辽宁阜新人。
人们惊呼,中国体育界用心良苦、处心积虑的“养狼计划”,“效应”初现,力度生猛,居然反噬中国一口。
据介绍,“养狼计划”之初衷,是中国体育界一些领导者担心优势项目因一枝独秀而消亡,于是通过向他国输送运动员,提高其竞技水平,以维持体育生态平衡之措施。
2009年2月,蔡振华鉴于中国国球独步天下,他认为,是该养一养“小狼”,让对手更强大一些了,也能间接帮助“国球”振兴。
其实,这一思路并未限于乒乓球。
举重也是中国传统优势项目,女子举重多年独领风骚。
当年哈萨克斯坦请求中国向其输送运动员,祖尔菲娅(赵常玲)、马内扎(姚丽)也算是“养狼计划”的一部分。
中国在世界竞技体育舞台上,虽然“上场”较晚,但却后来者居上。
“举国体制”固应反思,但在心态上,随着国际体育交流之深入,国人的确经历了从“狼来了”到“与狼共舞”再到“养狼计划”的心理变迁。
曾几何时,“海外兵团”一旦代表异国战胜中国队员,往往被冠之以“汉奸”或是“卖国贼”。
而在北京奥运会上,郎平率领美国队在自家门口击败中国女排,人们已经有了“与狼共舞”的宽容与大度。
而这之后出现的“养狼计划”,则体现了中国体育界更为广阔的胸怀与更为豪迈的气概。
“养狼计划”不同于政治上的“四面树敌”,我方强大,占尽优势,是为根基;以我为主,行为主动,是为前提;提高对手,维持平衡,是为目的。
如此“养狼”,不足为害,反受其利,似乎不可思议。
其实,小学语文课本中《鹿与狼的故事》,早就阐述过“养狼”的必要性。
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为保护亚利桑那州凯巴伯森林中的鹿群,下令实施“除狼计划”。
狼倒是消灭了,失去生态制衡的鹿群,没有了追逐威胁,没有了生存竞争,植被被破坏,疾病在蔓延,数量畸形增长,体质迅速下降,到头来,鹿大量死亡。
嗣后的美国政府为挽救灭狼带来的恶果,于上世纪70年代又开始制订“引狼入室”计划。
由此可见,狼群不仅是鹿群的天敌,也是生态的卫士。
这说明,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的人们,“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
而这一思想却来自中国唐代的柳宗元。
在人们的传统意识里,敌人往往与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相联系。
柳宗元的上述观点,可谓惊世骇俗。
他举例说:
“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
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
”(《敌戒》)秦国没有统一六国之前,群雄并立、生死相搏、励精图治,而一旦扫平六国,则骄横跋扈、横征暴敛,二世而亡。
晋国在鄢陵打败楚国,范文子因晋国失去对手而忧虑,晋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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