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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权制度的比较研究以德国担保用益和法意不动产质为比较考
典权制度的比较研究——以德国担保用益和法意不动产质为比较考
一、我国典权制度的历史沿革与现实状态
典权是我国的传统法律制度。
同时,它也是现代我国民法中为数不多的、完全未受外国法律阻碍而独立存在的一项中国固有的法律制度。
然而,典权制度怎么讲起源于何时,学术界并无定论,有待进一步研究。
有的研究者认为典权制度与土地和房屋的买卖制度有紧密关系。
(注:
李婉丽:
《中国典权法律制度研究》对典权有较为系统和全面的研究考察。
文见梁慧星主编:
《民商法论丛》第1卷,1994年,第370页以下。
)从典权制度的历史进展来看,它在1929年往常,即民国民法典颁布之前,始终比较纷乱。
在有关法律典籍中,它有不同的表述方法,亦讲明着不同的内容,如典当,典质,典卖及贴典等。
而从史籍上看,典当不分,古来如此。
(注:
“质”乃古已有之,古代中国不管动产、不动产均以质称之。
两汉以降,渐有典质互代,唐宋沿之。
明清以后至今,典卖、典当互用已成民间适应。
台湾学者杨与龄认为,典质互用始见于《旧唐书》卷140列传。
参见杨与龄:
《有关典权之几项争议》,见苏永钦主编:
《民法物权争议咨询题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1月,第253、254页。
)清末民初法律改制起草民律草案时,曾经一度以为典权即日本民法的不动产质,故没有对其加以规定。
(注:
现在看来,当时的这种认识依旧有道理的。
详见本文下文。
)但1915年北洋政府的大理院[上字]第448号判例却又否认了这种认识。
是年10年,北洋政府司法部拟定《清理不动产典当方法》(共10条),是为现代中国最早有关典的立法之一[1](P.630-631)。
只是,由此差不多看出典与当之间未加区分的情形。
即使是对典权作出了专门规定的民国时期民法典,也没有明确典、当之间的区不。
而实践中更是始终普遍存在着典、当不分的现象。
至于现今所看到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典权案件的批复,更是多以“典当”笼统称之。
(注:
现今我们所看到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典权案件的大多数批复,多以“典当”称之,讲明学理和实践上的纷乱。
从下列有关典权的最高法院批复或函件看,即可知其一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房屋典当期满后逾期十年未赎,出典人及其继承人下落不明的案件的批复(1962,09,2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姜兴基与闫进才房屋典当回赎案的批复(1963,06,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雷龙江与雷济川房屋典当关系应予承认的批复(1979,11,0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房屋典当回赎案的批复(1980,12,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屋典当回赎咨询题的批复(1984,12,0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在“文革”期间未能按期回赎,应作时效中止处理的批复(1986,04,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回赎中几个有关咨询题的批复(1986,05,2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回赎期限运算咨询题的批复(1986,05,27);关于处理私房社会主义改造中房屋典当回赎案件中的两个咨询题的批复(1988,09,0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黄金珠等与张顺芬房屋典当回赎纠纷一案的函(1989,10,1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罗超华与王辉明房屋典当纠纷案的函(1991,07,0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德辉诉佳木斯市永恒典当商行房屋典当案件应如何处理咨询题的复函(1992,03,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谢元福、王琪与黄长明房屋典当纠纷一案适用法律政策咨询题的复函(1992,06,0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郑松宽与郑道瀛、吴惠芳等房屋典当卖断纠纷案如何处理的复函(1992,09,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吴连胜等诉烟台市房地产治理局房屋典当回赎一案如何处理的复函(1993,02,16);关于典当房屋被视为绝卖以后确认产权程序咨询题的批复(1989,07,24),等等。
诸如此类,实际上差不多上典,而不是当的咨询题。
但我们的最高司法机关并没有加以明确讲明。
)此外,法律理论上对典权的明白得也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是指除不动产之外还包括动产的典的关系,民间所谓典当或典质即属此类;狭义是指标的仅限于不动产的典的关系,事实上确实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严格意义上的典权。
上述情形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讲明,我国有关典权制度的学理和实践都还存在着一些纷乱。
事实上,不管是从我国1949年往常或此后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典权要紧是指以不动产为标的的用益权关系。
在清末民初法律改制之前的传统民法中,典权的标的同样也要紧涉及到土地和房屋。
1949年之后,尽管以土地为标的的典权不复有存在的社会制度基础,但以房屋为标的的典权关系实际仍旧普遍存在。
尽管现行《民法通则》没有对典权制度予以规定,但大多数典权关系一样均能获得司法实践的确认和爱护。
如诸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地点法院涉及典权的批复或复函,差不多上差不多上以承认典权为前提的。
(注:
如此的实例专门多。
除了前注提及的最高法院复函以外,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最高法院有关涉及推定制度的典权案件的批复还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地主家庭出身的能否回赎土改前典当给劳动人民的房屋的请示的复函》(1981年6月22日),该复函提及1951年11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司一通字1057号《关于典当处理咨询题的批复》第2项规定:
“一样的农村典当关系,今天仍应准其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咨询题的意见〉第58条的批复》(1984年12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咨询题的意见〉中的几个咨询题的函》(1985年2月24日);诸如此类,等等。
最近,北京宣武区法院还就一个涉及典权绝卖的案件作出判决。
见2001年3月16日《北京法制报》第8版。
)
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以妻室子女为典之标的的现象,这专门像希腊历史上的相抵利用。
据史记载,战国时期有经济情形窘迫时典卖妻子的现象,东汉时曾对此严加限制,而南北朝以后则有典、卖、雇妻之分。
此后宋元明清四朝,典雇妻妾现象始终存在。
然而,即使如此,这类典卖形式在中国法律史上也依旧被视为恶习,并予严格禁止,甚至处之重刑[2](P.393-397)[2](P.287)。
与此类似,相抵利用在罗马、埃及也曾一度合法地存在过。
比这更早之前,早在新巴比伦时期,奴隶,专门是有些专门技能的奴隶,就常常被作为相抵利用的标的[3](P.103)。
二、典权的实质与功能
1.典权的实质
普遍的看法是,典权乃一方支付典价而对他人不动产实现用益,包括占有、使用和收益的物上权益。
实际这差不多上是我国民国时期民法典对典权所作的界定。
尽管我国(包括台湾地区)法学界对典权的实质至今仍旧存在不同看法,但主流的观点认为典权是一种用益权[4](P.404)[5](P.31)[6](P.399)[7](P.583),少数学者则将其明白得为担保物权。
事实上,从典权的法律内涵来看,典权明显是一种用益物权,尽管它在某些情形下具有担保意义。
与一样担保物权相比,它有以下明显的区不。
最后应该指出,认为典权是一种兼有担保和用益功能的专门物权的看法尽管有一定道理,然而并不能完全反映典权的实质特点,而且容易引起学讲上的纷乱。
另外,认为典权人典受他人不动产的要紧目的不是用益而是要最终取得典物所有权的看法,也有些过于狭隘或牵强,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地讲明现实中典权的发生与存在的动机或缘故[8](P.264)[9](P.435)。
2.典权的功能
将典权明白得为一种用益权,要紧是以事实上际功能为依据。
如前所述,财产所有人将其财产出典于他人以获得相当于出卖其财产的金额为己所用,由此产生一种法律关系,即典权关系。
基于这种关系,当事人双方均可实现其一定的用益目的:
典权人获得出典物上的使用和收益,而出典人则获得能够赶忙投入利用的金钞票或融资贷款。
实际上,在此法律关系中,前者获得的是对典物的直截了当用益,后者获得的则是对典物的间接用益。
明显,这是一种资本或财产资源流转利用的专门方式,即旨在同时满足出典人和典权人双方需求的用益形式。
在我国,甚至有直截了当以典价作股投资的情形。
(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私合营中典权入股的房屋应如何处理咨询题的函》(1990,4,9)是针对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南阳市副食品公司诉夏清淮房屋典当回赎一案的请示报告》而作出的答复。
差不多内容是:
1952年12月,当事人之一夏清淮之妻将房屋6间出典给魏汉三经营茶叶店,典价350元,典期两年半,1956年公私合营时,魏汉三将所典之房以原典价投资入股,该房由南阳市副食品公司治理使用至今。
1958年以后,夏清淮多次向有关部门协商赎房未果。
1984年8月,夏清淮向南阳市人民法院起诉。
经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并研究认为:
依照中共中央1956年1月24日《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清产估价中若干具体咨询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第6条“企业的债权,一样列作投资,作为合营企业的债权”之规定,典当的房屋入股只是债权的转移,产权仍归出典人所有。
据此,我们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多数同志的意见,即:
此案不适用国家房产治理局(65)国房局字105号《关于私房改造中处理典当房屋咨询题的意见》的规定。
夏清淮能够依据有关政策规定,向南阳市副食品公司进行房屋回赎。
)不仅如此,还有反过来以股票出质获得资金的情形。
(注:
因此,以股票出质以获得资金,纯粹是一种担保行为,和以典价入股情形不一样。
前不久,上海市对全市所有典当行经营的股票出典活动予以禁止,盖因此种活动尚无明确的法律予以规范,具体的操作方法也不成熟。
见2001年6月18日《北京法制报》第3版。
)从整体上看,它无疑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本和财产利用效率或经济效率。
其特点在于有效和安全,因为它能够随时由典物所有权人依照自身需要予以设定,但又不阻碍其对出典物的最终处分权;与此同时典受人亦能够完全依照自己的需要决定是否同时以何种条件同意出典,从而设定典权关系。
通过这种关系,双方都可赶忙有效地取得自己要求的用益及为此利用而产生的担保。
尽管有人认为典权是一种兼有担保和用益性质的专门物权,但这种折中之讲理论上不能成立,实践上看起来也没有必要。
因为传统的物权分类差不多差不多概括了物权类型的可能性,没有必要在用益和担保物权之间再另外作一物权类型的划分。
此外,尽管典权在某种上程度上具有担保意义,然而如前所述,它的直截了当目的并不是要担保。
确实是讲,出典人出典其物并非要去担保什么,而是要获得能够赶忙投入利用的金钞票或融资贷款,而同意出典的典权人更是以对出典物的直截了当用益为目的的。
台湾学者梅仲协认为:
“唯典权之内容,在他人以不动产,供自己之使用与收益,而与仅以物或权益,供债务清偿之担保之物权,有显著之差不。
”[10](P.571)因此,认为典权的要紧目的不是用益的看法是不妥当的。
录然,从典权最初显现的缘故看,不动产所有人出于获得一定用益价金的目的而将自己的不动产让与他人用益的确有借贷担保的意义。
然而在此如何讲只存在一个法律关系,而这一法律关系如何讲又以一定的用益为实质内容;离开用益,典权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特性和价值。
典权关系的用益权性质还可从它在我国的实际发生与作用得以讲明。
考察分析我国现今有关典权的司法实践,能够清晰地看到典权的实际发生和作用专门多情形下是在于获得用益。
正因为如此,那种由于受到早期学者观点的阻碍认为典权关系中的出典人大多是经济上的弱者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至少不完全正确[8](P.276)。
事实上,我国1949年往常发生和存在的典权关系,出典人往往是有充足田舍的富户人家。
5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发生和存在的典权关系,出典人亦未必多是经济上的弱者。
他们之因此出典,专门多情形下是急于用钞票。
因此,民间有典权“救急不救贫”之讲。
(注:
前引李婉丽:
《中国典权法律制度研究》第378页。
该文本已差不多讲明了典权发生的一样缘故,但又提出“出典人大多是经济上的弱者”,似有前后矛盾之嫌。
)
三、德国民法上的担保用益
2.担保用益的起源与进展。
依照现今德国法学界的一样看法,德国民法上的担保用益类似或相同于利用质押(Nutzpfand,或曰:
质押利用:
Pfandsnutz),而后者最早可溯源于古希腊时期的相抵利用,于希腊化时代为罗马人逐步同意。
(注:
一讲公元1世纪前后。
)但利用质押那个概念本身是直截了当产生于德国中世纪,即法兰克时期,即当时人们将罗马人的法律观念引入日尔曼国家,即把原先仅仅适用于动产的质押行为延伸到土地和地产之上。
与罗马人的质押相联系,日尔曼部族进展了具有其法律观念的质押形式,从而产生了利用质押。
事实上严格来讲,利用质押是从罗马一般法引入德国地点邦法中的。
有的德国学者认为,这是日尔曼国家中除所有权质押之外产生较早的质押。
依照此种制度,所有权人尽管将其地产的占有及其利用转移给债权人,但并没有将其所有权,即处分权转移。
出质物一旦交付,即产生一个物上责任。
设定利用质押行为不是不动产转让的合意,而是在法院或市府进行的都市土地簿册上的登记。
在利用质押之前,像罗马法抵押权意义上的非占有质押在中世纪的日尔曼国家是不存在的。
利用质押是从时刻上没有限制的留置权进展到时刻上没有限制的利用权的。
其期间取决于债务人的债务清偿。
债权人能够直截了当取得利用,孳息的取得被明白得成为对拖延给付之债的一种公平救济。
债权人享有对出质地产的利用权直到债务人将出质地产赎回。
实际上,债权人在此获得的是一种有偿的例外利益,即债权人因此而实现一种资本利用。
可见,这种以质押形式显现的利用实际确实是一种用益权益的表达。
13世纪开始产生的一种定期金质押(Rentenpfand)具有专门重要的经济意义,即地主将其地产之上的年收入作为质押标的,而这种担保物权的行使在都市中的表达则是房屋或地产的利用质押。
如上所述,在利用质押情形下,出质物所有权保持在债务人方面,即使权益本身实际因此受到制约。
只是,一旦其债务清偿,其所有权赶忙复原。
从表面上看,这的确有点儿类似附有买回契约的买卖关系(VerkaufaufWiederkauf),有些德国学者亦持此种看法,但实际上它产生的法律成效却是一种物上用益权,至少如德国学者所言,这是一种利用和事实支配合一制度(NutzungundGewere)[13]。
假如债务未予清偿,则利用质押或是无限制地连续存在,即德国法律史上的永质规则(Ewigsatzung);或是通过收回而予以终止,此即德国法律史上的死质规则(Totsatzung)。
只是,假如清偿实际是有期限的,那么在清偿期后债务仍旧未予清偿时,利用质押权即可转变成为所有权,具体讲,即债务人有义务向债权人转让不动产物权。
而资本价值和土地价值之间的平稳并不发生。
可见这种到期质押(Verfallpfand)实际正像我国的典期届满而出典人不及时赎回而成为绝卖一样。
后来德国有人认为这种法律成效是不公平的,故又以出卖质押(Verkaufspfand)取代了到期质押。
在此应该注意的是,德国法上利用质押的死质,法国法以及英国法上不动产质的活质并不完全与我国的绝卖相一致。
但总的来看,德国的利用质押以及后来的担保用益实际上和中国的典权制度差不多一样。
由于现行德国民法中的担保用益是基于社会实际需要依照司法判例产生进展而来,但又能够比照适用《德国民法典》第1213条关于利用质押的规定。
因此便产生如此一个咨询题,即担保用益和利用质押两者之间怎么讲是何种关系。
对此,德国法学界并没有太多论述,但理论上或实践上一样都将它们作为类似的法律制度来明白得和处理。
一方面大多数德国学者认为,利用质押的前身确实是相抵利用,另一方面有一些德国学者干脆认为担保用益实际确实是被《德国民法典》废止的相抵利用的再生[15](P.1、2)。
从担保用益和利用质押的缘起和功能来看,我们能够讲实际上两者本来确实是同一事物。
至少是可溯源同一、彼此十分接近的法律制度。
而利用质押是作为质押权的一部分予以规定的。
因此有的学者是从另一种角度来明白得这种关系的,即认为担保用益的法律成效实际是使债权人获得一种利用质押,因此,担保用益法律关系能够准用《德国民法典》第1213条有关利用质押的规定[11](P.342-334,370)。
只是仅就担保用益而言,德国学者始终将其视为用益权。
与德国的情形略有不同,现今《法国民法典》和《意大利民法典》的不动产质却可直截了当溯源于相抵利用。
这确实是讲,利用质押与不动产质实际具有一种同源关系,甚至能够讲确实是同一事物。
但上实际上,类似相抵利用这种用益形式的制度早在新巴比伦时期就差不多产生[11](P.186)。
当时它或是单独显现,或是与不转移占有的质押和抵押相关,要紧是以土地或房屋为标的。
通常是当事人双方规定一项专门条款,如“没有租金条款”。
据此条款,债权人能够如同承租人一样取得质押之物,如房子、奴隶或牲畜的孳息,关于质押标的的利用实际成了资本借贷的报偿。
这种关系将一直坚持到债权人取回其借贷资本。
假如质押利用不能与借贷资金利息在价值上达到平稳,那么租金只就部分借贷资金相对折算,其余部分依双方约定另付利息;反之,假如租金超出了借贷资金利息,那么债权人就要向出质人支付相应的租金。
可见,当时的相抵利用制度差不多十分完备。
还应该提及的是,当时以奴隶或自由子女作为相抵利用标的的情形也是一度常见的。
3.担保用益的标的与功能。
如上所述,在德国法律实践中,担保用益最经常地用于抵押权人的附加担保。
担保用益产生之初时的用益内容要紧是对房地产的租金,然而后来这种用益的内容差不多不只限于租金,而且扩大到整个用益物。
如当一项用益权涉及到一间客房,处于拮据境况中的多块地产的所有人为了规避破产等。
举例而言,某店主是一个有多块地产的所有人,现在陷入经济逆境,因此他为了规避破产而与他的债权人委员会订立一项合同。
通过这项合同他舍弃了对地产的自由处分权,同时将其财产的治理和用益权转移给了债权人委员会。
只是,它的内容实际上却是实现一种用益权,即以担保的名义来实现一种实际用益。
其特点是,用益权人(或被担保人)能够在获得担保的同时取得担保物上的利用。
具体讲,权益人在许多方面能获得比抵押登记更为可靠的保证,如作为用益权人的权益人可赶忙直截了当取得对租金的要求权,而无需事先进行扣押;此外,这种要求权是通过他自己,而不必通过适用一种强制治理程序。
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能够使抵押权人免遭后来可能发生的债权关系的消极阻碍,如因为依照《德国民法典》第124条进行租金或收益租金先处分而给抵押权人带来的缺失。
因此,当抵押权人为了能够赶忙享有对质押标的(通常是土地)的利用而设定用益权,而不是在其扣押质押标的之后才享有利用时,即可采纳担保用益这种物权形式。
事实上,这也是它作为抵押的补充而与抵押的本质不同。
换句话讲,担保用益关系中的债权人即用益权人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取得一项目的在于利用的质押权,而担保关系中的债权人,即被担保人只是要取得一种保证。
就担保用益的特点而言,它是形式上具有担保意义,但实质上却是一种借贷用益。
具体讲,这种用于借贷的用益旨在使债权人能够及时获得依照扣押的有关规定不能获得的租金或收益租金,实际上表现为债权人权益的一种扩大。
它的作用并非是担保,而是要满足一种直截了当地他物利用。
因此有的德国学者认为,假如讲《德国民法典》上直截了当规定的供给用益(Versorgungsnieβbrauch)和保留用益(VorbehlatenerNieβbrauch)是一种自身用益(eigennützigerNieβbrauch),那么担保用益就能够讲是一种直截了当满足所有权人利益的他人用益(fremdnützigerNieβbrauch)。
因为它一方面要担保债权人的要求权,另一方面还要清偿其债务,而这种担保和清偿实现的过程确实是债权人对所有人设定的用益物实现用益的过程[15](P.6)。
4.担保用益的可转让性。
应该指出的是,依照现行《德国民法典》第1059条和第1061条的规定,用益权原则上是不能转让和继承的,其目的是要幸免所有权被“淘空”(Aush?
lungdesEigentums)。
然而,德国法律界关于那个一样的原则性规定始终具有较大的理论争议。
尽管《德国民法典》后来对最初的规定作出些修正,但原则上仍是不可转让。
这一原则使德国法律实践的确遇到了专门大的困难,但又非排除不可;这情形完全如同中国法学者由于公有制的规定面临许多困难而又非排除不可。
具体讲,用益权不可转让原则在担保用益场合专门显得更不合实际,它差不多成为一种实现担保用益的枷锁或法律制度本身内在矛盾。
因为作为一种兼有抵押和用益性质的物上权益,假如它要成为一种促进法律交易的补充制度,那它就必须要具备流转能力。
确实是讲,用益权人应有权将其完全转移给第三人。
事实上,由于用益权和抵押权的结合,用益权的人身性应尽可能地予以排除。
因此,不管是德国理论界依旧实践界早就反复要求担保用益应该以能够转让为原则。
一种理论上的解决方法是,将其视为一种附带条件的担保用益。
即以先前的用益消灭为条件来设定对第二个人的用益权。
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个类似的咨询题,即依照《德国民法典》第1061条规定,用益权是不能够继承的。
但在担保用益的情形下这也同样不宜适用。
否则,担保用益就失去了它的特定意义。
正因那个缘故,担保用益的可行性也曾一度成为德国学者讨论的咨询题。
只是总的来看,近些年来愈来愈多的人都持积极确信的态度。
德国学者们认为,既然用益权不可转让性在担保用益的情形下差不多成了专门大的弱点,那么就必须要查找出一个方法,从而使当事人的利益同样尽可能地予以考虑。
多数人的看法是,担保用益行使权的取得人取得直截了当的利用权。
依照这一权益,他将成为租金要求权的债权人,从而有权依照自己的权益针对所有人和第三人行使移转的权能。
关于行使权取得人来讲,只有抗辩的合法性才有实际价值。
因为只是这种合法性才能够确实保证行使权取得人的权益,即当事人双方在转移时为其所考虑的利益:
一项转移了的以抵押给予保证的债权的高度安全。
在德国司法实践方面,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明白得这其中的矛盾的:
即认为用益权的设定是一项抽象法律行为,登记的用益权是一种物权,不取决于它所依据设定的债权合同。
其内容仅以法律和登记为依据。
通过用益权的设定,债权人直截了当取得对担保物的利用权,只要不违抗有关法律规定或强制性条款。
5.担保用益的设定与消灭
如前所述,担保用益通常情形下依照担保用益合同设定,但这种合同与一样的担保合同不一样。
据此合同,用益权人享有物上权益。
他能够对负担用益的标的物进行收益,以满足其债权上的利益。
也确实是讲,被担保人有权要求行使用益权,只是他必须将经济上的利用与对担保人的要求权作冲抵结算。
假如债务得到清偿,则担保用益因之自动消灭(《德国民法典》第158条第2款),或者是用益权人即债权人自动舍弃担保用益。
实践中,为了明确起见,担保人能够在与被担保人订立用益担保合同时附加条件,即在担保目的取消之时,担保用益自动解除。
在必要情形下,所有权人或担保人有权要求返还或归还用益行使权。
对此《德国民法典》第1055条有较明确的规定。
正因如此,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物上权益的变形,是人们为了稳妥地获得某种利益而选择的一种途径,即通过所有权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债权约定而就一项物权达成合意。
表面上看,这种用益权形式看起来有悖用益权的本质,但实际上它是物权与债权的统一。
其法律缘故是要实现一种权益的担保,而直截了当目的却是实现一种物上用益。
四、法国和意大利的不动产质
1.不动产质的实质与特点。
关于不动产质,《法国民法典》第2085条和《意大利民法典》(注:
《法国民法典》第2085条和《意大利民法典》第1960条,实际差不多上“相抵利用”或由相抵利用转变而来的制度,但现今的中译都作“不动产质”。
)第1960条均有规定,而且条文几乎完全一样,明显是后者借鉴了前者。
然而关于不动产质怎么讲是债权依旧物权,两者之间颇有不同认识。
在法国,一样的看法是,不动产质是一种债权。
因为不动产质是由《法国民法典》第2085至2091条具体予以规定的,确实是讲,不动产质乃是契约的一种,理论体系上看明显是一种债权,但学者中又多有人认为依照该民法典第2085条规定,不动产质的质物转移给权益人是必要的,而后者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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