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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乡饮酒礼考
周代乡饮酒礼考
摘要:
乡饮酒礼是我国上古时期比较盛行的一种以宾贤、敬老、谦让为主要内容的礼仪制度,本文结合古代文史典籍及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乡饮酒礼的起源流变及其文化内涵进行考察,初步探索出乡饮酒礼的由来、形式、作用及对周代社会的意义。
在远古时代,人们尊礼尚礼,受礼的约束,礼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总准则、总规范。
举办乡饮酒礼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是对当时物质文化的享受,同时乡饮酒礼的举行展现了宴会的欢乐之情,人们以此借助音乐温馨的审美情感魅力,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关系,美酒尽管能麻醉人们的神经,但永不能泯灭闪耀在周人头顶的礼法神光,在周人那里,国家的礼制、社会道德、个人修养,都是通过日常往来活动很自然得以贯彻和实现的。
关键词:
礼仪;周礼;礼记;仪礼;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是我国古代比较盛行的一种礼制,也是周代盛行一时的饮食礼仪。
近些年来研究乡饮酒礼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由于古代文献对乡饮酒礼的产生、内容、特点及其影响的记载十分简略,后人对此也缺乏深入的研究,所以,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重视程度还不够,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太具体完善。
但先辈们在这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已经发表的优秀著作有:
姚伟钧的《中国传统饮食礼俗研究》对于乡饮酒礼的探索,见解独特深刻。
他指出“乡”的本意即原始社会先民群居共食的行为习俗,这种习俗在周代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完成了其利益化的进程,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饮食礼俗。
此外还有一些作品虽涉及乡饮酒礼,但只是某一方面或几方面,不够具体全面。
如赵荣光的《中国饮食文化史》认为饮酒礼佐礼之成,源于古俗古义,后来饮酒礼与祭祀结合,逐渐演变成一套象征性的仪式和可行的礼节;陈绍棣的《中国风俗通史》(两周卷)认为乡饮酒礼是古代乡人以时的聚会宴饮礼俗,其中的飨礼为高级的乡饮酒礼,作为招待贵宾的隆重礼仪;王炜民的《中国古代礼俗》认为乡饮酒礼是古代饮食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周代乡饮酒礼的敬酒礼仪就有一整套程序;申万里的《宋元乡饮酒礼考》认为乡饮酒礼随着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逐步与儒人社会联系起来,成为以地方儒学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活动,到元代后成为激励儒士自强、自立,维系儒学发展和传承的重要因素之一;杨宽的《“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认为乡饮酒礼的举办形式并不是像孔颖达认为的那样,这种观点根据《周礼》立说,并不完全符合实际;马智全的《周代乡饮酒礼与乐诗运用略探》认为周代的乡饮酒礼、乡射礼中演出的乐诗在每个阶段演出不同形式、曲目的目的,是想表达敬亲、忠孝、友爱团结的精神,这非常符合宴会欢乐喜庆的场景氛围。
周斌的《<礼记><周礼>所载尊长养老礼仪与制度》认为西周时期尊老的养老礼、乡饮酒礼、射礼,体现了政府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解决老人们日常生活困难的诸多政策。
认为西周的尊老养老礼仪与制度是中华民族尊老养老文化的源头。
海畅的《乡饮酒与鹿鸣宴》主要阐述乡饮酒礼与鹿鸣宴的渊源,认为乡饮酒礼唐代到清代主要用来宣扬礼教。
我认为这些观点有可取之处,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可供探讨,本文试图通过对乡饮酒礼的由来、形成、仪式、意义进行初步探讨,从而为周代的乡饮酒礼理出一个头绪来。
不足之处,请老师同学批评指正。
一、乡饮酒礼的由来
乡饮酒礼是我国古代比较盛行的一种礼制,《周礼》中就有关于乡饮酒礼的记述,说明它在西周或西周以前就已经在我国广泛存在。
关于乡饮酒礼的内容,唐贾公彦在《仪礼注疏》中解释道:
凡乡饮酒之礼,其名有四案:
此宾贤能谓之乡饮酒一也;又案乡饮酒义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党正饮酒,亦谓之乡饮酒,二也;乡射州长,春秋习射于州序,先行乡饮酒,亦谓之乡饮酒三也;案乡饮酒义又有大夫士饮国中贤者,用乡饮酒四也。
从以上所记乡饮酒礼的四种形式可以看出,乡饮酒礼是一种在地方举行,以宾贤、敬老、谦让为主要内容,推广教育、教化的礼仪制度。
乡饮酒礼与选举、教育以及教化、习俗有密切的关系。
由于乡饮酒礼在社会稳定方面的特殊作用,中国汉代以后的王朝,都有举行乡饮酒礼的记载。
汉朝以后“国学之法立,而乡射饮酒、合乐、养老、考艺、选言之政,皆于是乎出”。
于是,乡饮酒礼逐步和太学、地方儒学联系起来,在学校中进行。
“乡饮酒礼”又称之为“乡礼”。
关于什么是“乡”?
姚伟钧在《中国传统饮食礼俗研究》中已明确指出:
乡,甲骨文作“
”,字形像两人围着盛有食物的食器跪而对食。
在远古时,人类的生存条件十分艰难,为了战胜自然,人类常常是过着群居的生活,一个群居的团体,就是一个谋食集团,同时又是一个平均分配,共同分享获取食物的共食集团,当人们经过一天的采集或渔猎活动以后,围聚在同一个火堆周围,相向而坐,分享大家共同的劳动果实时,无疑会感到这个团体对于每个成员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这种意识表现在文字上就变成了两人相向而食的“乡”字,甲骨文用这个“乡”字来表示一个群居的团体,是十分合适的。
这种将群饮共食与群居团体相联系起来的意识,在中国先民中特别强烈,即使后来进入农耕社会,当中国先民已失去同饮共食的社会条件时,乡饮聚食的活动却仍沿行不衰。
所以后来小篆写“乡”字时,又加了一个“食”字,作“飨”,表示乡人共聚饮酒的意思[1](P70)。
周代的乡的管辖范围是十分广泛的,达到1.25万家,《周礼·地官·大司徒》中说:
“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春秋时,齐国统治者为了打破宗法贵族的特权,创立了一套全新的居民管理系统,虽然有些组织名称与《周礼》中不尽一致,有些甚至是一种理想中的基层组织系统,但乡还是保留下来了。
自西周以后,基本上历代都保留了建制,作为一级行政单位,一直延续到今天,可说是源远流长。
后来清人段玉裁认为乡邑名“乡”,取义于乡人“相亲”,而“礼莫重于相亲”,所以乡人群聚饮酒也便冠以“乡饮酒礼”。
事实上,在商周的古文字中,乡字只是一个象形字,像两人相向而食,由此看来,乡邑的“乡”来历不仅仅是由于段氏所言的“相亲”,更重要的是取义于“共食”。
所以,杨宽先生认为:
乡“来源很是古老,大概周族处于氏族制时期已经用‘乡’这个称呼了,是用来指那些共同饮食的氏族部落的。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周族成了统治者,他们还把郊内‘国人’居住的聚落称为‘乡’。
西周、春秋时,各国把国都称为‘国’,国都的四郊地区称为‘郊’,四郊以外的地区称为‘野’,在郊以内的乡邑分设为‘乡’,在野的聚落分设为‘遂’”[2](P72)。
从以上“乡”、“飨”本以同一字形所表示的历史文化现象中,我们不难看出后世的“乡人饮酒”、“乡饮酒礼”与原始人群同居共食的密切联系。
尽管后世的“乡饮酒礼”已与远古时期氏族成员的同居共食有了许多变化,但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很难否定。
在以饮食维系一个群居单位这个基本点上,乡饮聚会无疑是远古时代群居共食的继承,并将这种传统精神延续给了后代[1](P72)。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密莫过于亲如一家,而各自为政,则不免被视为另类,因而“乡饮聚会”、“乡饮酒礼”的举行,就成了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有效手段。
这种观念习俗的来源,可以从“乡”字的形义联系中透视出原始的文化蕴涵[1](P72),我认为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社会,先民平时不得饮酒,只有当祭祀的重大欢庆典礼之时,才可以少量饮酒,这也是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一点安慰。
二、乡饮酒礼的形成
周代诸侯国每三年一次,由乡老及士大夫选举贤能,带领众人以礼相待,最后由诸侯把这些贤者献给皇帝,以得到任用。
关于何时、何情况举行“乡饮酒礼”,《仪礼·乡饮酒礼》和《礼记·乡饮酒义》等典籍都记载简略,因此我们只能依据后世文献进行考察。
孔颖达在《礼记·乡饮酒义》正义中指出,举办乡饮酒礼有四种情况:
“一则三年宾贤能;二则乡大夫饮国中贤者;三则州长习射饮酒也;四则党正蜡祭饮酒。
”这四事皆所谓“乡饮酒礼”。
孔颖达这一说法源于《周礼·地官》,因此,我们可从《周礼·地官》中去探寻乡饮酒礼的线索。
《周礼·地官》中“乡大夫”职云:
“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
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
”
郑玄注曰:
“谓合众而尊宠之,以乡饮酒之礼,礼而宾之。
”
什么人是贤者呢?
西周时贤者标准是有勇力和有武艺的人,选贤的工作是通过射礼来进行的,所以乡饮酒礼和乡射酒礼总是联在一起的。
《周礼·地官》中还进一步揭示了腊祭或乡饮酒礼的内容,其“党正”职云:
“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壹命齿于父族,三命而不齿。
”
郑玄注曰:
“国索鬼神而祭祀,谓岁十二月大腊之时建亥之月也。
正齿位者,乡饮酒义所谓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待。
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
”这段话可以解释为:
到了年终腊祭的时候,聚集党里民众于学校里举行乡饮酒礼,按照年龄大小排定坐次。
有一命爵服的,在乡里宾客中按年龄编排位置的上下。
有三命爵服的,则不必与宾客比较年龄的大小,而坐于东首上位。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乡饮酒礼的举办时间一般都在冬季,从“国索鬼神”而祭祀之日的“大腊”起,到“正月之吉”,这段时间均为农闲,人们有闲暇在此时习俗,选拔贤人,考其德行,并教以尊敬长老及孝悌之道。
由此可以看出,乡饮酒礼的举行又体现了宾贤和宣传礼教的作用。
到了清代腊祭的具体月份因夏、商、周三代岁首月建的不同而不同,夏称“嘉平”在丑月(夏正十二月),殷称“清祀”在子月(夏正十一月),周称“大腊”在亥月(夏正十月),至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丑月),这样行腊祭的习俗就固定下来了。
到秦以后腊祭的具体日期有所变化,《说文解字》说:
“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
这是汉代的制度,“戌”为天干日名,冬至后三戌,是指冬至二十多天的戌日。
而腊并不是固定在戌日的,而是依各朝德行来确定,到汉魏两晋时转为选择对本朝吉利的日期举行腊祭的习俗。
在魏晋以后人们便不再依据五德始终变之说来确定腊日,而是使其固定在夏历十二月初八,俗称“腊八”,乡饮酒礼也主要是在这一时间内举行。
我认为腊祭与乡饮酒礼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乡饮酒礼是腊祭中的一个节目,它是在周王室强化礼治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腊祭是其原型与全貌。
这也是王权权威的侧面体现。
《礼记·射义》中说:
“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
”
可知在乡饮酒礼之后,一定还要举行射礼,而射礼乃是起源于先民的田猎活动之中,《风俗通》曰:
‘腊者,猎也。
’按猎以祭,故其祀从肉。
”这说明腊祭之俗是出于三代先民处于狩猎阶段时的遗风。
文献记载表明,腊祭是周名族沿袭已久的最大的饮酒节和联欢节。
《礼记·玉藻》云:
“凡尊必上玄酒,唯君面尊,唯飨野人皆酒。
”
郑玄注云:
“腊饮故不备礼。
”孔颖达疏云:
“飨野人谓腊祭时也。
野人贱不得比士,又无德,又可饱食,则宜贪味,故唯酒而无水也。
”这说明乡民在祭祀时可以不用礼的约束,尊中不用水,而用酒。
可见,腊祭后的乡民聚饮活动是符合休养生息的自然法则的。
随着西周礼治的加强,腊祭中礼的成分也不断增强,并在先民的乡饮酒活动中逐步注入不少礼节,最终形成乡饮酒礼,并在后来盛极一时,使人们更趋于按礼的规则行事,进而逐步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
三、乡饮酒礼的仪式化
在西周初年,所谓“乡饮酒礼”只是乡里百姓的饮酒聚餐活动,尚未演变出某些比较仪式化的礼仪,如《诗经·豳风·七月》中的“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就是乡人饮酒聚会于乡学的场面,《毛传》对此也解释说:
“飨,乡人饮酒也。
其牲,乡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
”由此可见,先秦时的“乡饮酒”活动是乡民的欢宴节和饮酒节,并无繁多的仪节。
从根本上来说,“乡饮酒礼”的制度化和程序化是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产物。
宗法制度源于原始社会父系家长制家庭公社成员之间的牢固的亲族血缘联系,是这种血缘联系与社会政治等级关系密切交融、渗透、固结的产物,它的确立期在西周。
在西周后期,由于政治的分散,权利的下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关于酒的观念和风气也发生了很大改变,约束和恐惧都极大的松弛淡化了。
于是,饮酒礼逐渐演变成一套象征性的仪式和可行的礼节[3](P152)。
众所周知,西周这种宗法制度确立了各级储君无可争辩的地位,形成了一个以周天子共主的庞大宗族血缘体系,大大小小的宗主掌握着各级政权,维护着宗族内部的尊卑等级,这就为号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各中礼仪仪式的产生提供了牢靠的基础。
《左传·召公十三年》曰:
“宗法制度是一种复杂而又有序的血缘政治构架,宗法制的实质,就是规定贵族及血亲关系内部的亲疏关系,并以此区分等级名分,因此制定各种礼乐仪式的基本精神就是为了‘讲礼于等’”。
一切和政治有关的礼乐仪式,都要严格区分等级,讲究君臣上下,否则就有“无礼以定其位之患”。
如在《礼记·乡饮酒义》中说:
“要把来宾按地位高低分成‘宾’、‘介’、‘众宾’三个等次,按照规定去完成一套从‘谋宾’、‘迎宾’、‘献宾’、‘旅酬’直至‘送宾’的繁琐礼节,以此来区别贵贱,培养人们‘尊让洁敬’的精神。
”此外,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燕礼、射礼、相见礼等,也都是在宗法等级关系上形成的各种繁文缛节的大杂烩,从不同的仪式要求上来表明不同的身份等级,体现了宗法利益的不可侵犯性。
四、乡饮酒礼的形式
在周代,按照礼的规定,各种宴会都有规范的节仪。
如《仪礼》所载的“乡饮酒礼”就有“谋宾”、“铺陈”、“迎宾”、“拜至”、“拜赐”等二十四节程序[4](P30)。
据《左传》的记载,参加诸侯国朝聘宴飨的人都必须知道并遵守有关的礼节,无论是问答辞令还是赋诗言志,都要按照严格的礼的规定,如果不慎失言、失坐或失态,都被认为是有辱君命、有失身份的事。
如果有违当时的等级制度,那当然更是严重的事件了[5](P295)。
在《仪礼·乡饮酒礼》和《礼记·乡饮酒礼》等篇中,对于“乡饮酒礼”的繁琐形式及行礼意义均有介绍,现兹条录如下:
(一)请迎宾客,这一礼节又可分为以下几个程序:
1.谋宾,即商议请那些贤能的人作为宾客,由主人(乡大夫)和乡先生(乡中教师)一起商议来宾人选和名次,宾客又分为三等,即宾、介(陪客)和众宾。
宾、介都只一人,众宾可有多人,并选定其中三人为众宾之长,由主人亲自去通知被邀请的宾客何时赴宴。
2.铺陈主宾、主人、副宾的坐席,摆设酒尊和水盆等器具。
3.召请宾客,肉煮熟后,乡大夫亲自到宾客府上,催请宾客,主宾和众宾都跟随乡大夫一起到来。
4.迎宾。
辅佐乡大夫行礼的相在庠门外迎接宾客,经过三揖三让,把宾客迎入庠中堂上。
(二)进酒礼节
据《仪礼》所载,周代敬酒已有了一套礼节程序,并有专有名词。
主宾之间的进酒礼节称为“献”、“醡”、“酬”。
也就是说,凡主人以酒敬宾客称为“献”,“献”用奇数,有严格的等级尊卑之分;宾客回报主人之酒称“醡”;主人先自饮,再劝宾客饮之酒称“酬”。
“献”“醡”“酬”谓之一献。
一般而言,“乡饮酒礼”以一献为度,《仪礼·士冠礼》云:
“乃醴宾,以壹献之礼。
”
郑玄注曰:
“壹献者,主人献宾而已,即燕无亚献者。
献、醡、酬,宾主人名两爵而礼成。
”据《礼记·乐记》郑玄注,一献,士饮酒之礼。
一献,主人向宾进酒一次。
进酒仅一次,其他食品仪节相应减少、减轻。
”可见飨礼终即宴,飨礼只是形式,献宾(向宾客进酒)不用酒而用醴(仅有酒味之田汁),且不能饮尽,仅品尝而已。
是以飨后必宴,宾主始能尽欢。
燕礼可以‘无算爵’(不限杯数)。
如果飨礼隆重,如九献、七献,则宾客向主人还敬次数相应增多,作乐与酬币(主人劝客饮酒所给之礼品)亦繁重,为时长,宴礼将隔日举行。
“乡饮酒礼”属于较低层次氏族的饮食礼节,所谓士,也就是当时社会中的一种“自由农民”,住在郊区的乡遂之中,在阶级分野上应当属于贵族,但是属于贵族的最底层[6](P335)。
所以只行一献之礼。
天子飨诸侯,则有九献、七献、五献之礼,《周礼·秋官·大行人》记载:
“五等诸侯来朝天子,天子飨诸侯之礼:
上公九献,侯伯七献,子男五献。
”
“乡饮酒礼”在主宾之间的一献之礼完毕后,主人又向(陪宾)进酒,然后介又对主人还敬。
主人再向众宾进酒,由众宾之长三人代表拜受饮酒,众宾也随着饮酒。
(三)奏乐礼节
《乡饮酒礼》曰:
“乐正先开,立于西阶东,工入,升自西阶,北面坐,相者东面坐,遂授瑟,乃降。
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卒歌,主人献工。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
主人献之于西阶之上。
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
乃合乐。
《周南》:
《关睢》、《葛覃》、《卷耳》;《召南》:
《鹊巢》、《采蘩》、《采蘋》。
工告于乐正曰:
‘正歌备。
’乐正告于宾,乃降。
”
乡饮酒礼在进行过程中,还要奏唱一些宴飨歌,以赞颂周朝、周天子,以及歌颂亲亲之宜,达成团结之旨,所以这些飨宴诗歌,已成为乡饮酒礼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地方官员嘉宾之意类于鹿鸣,即有美食不忘其同伙。
早在春秋时便有鹿鸣宴萌芽,孙穆子被聘于晋,晋悼公设宴款待孙穆子时曾唱《鹿鸣》第三章,可见此俗由来已久[7]。
奏唱这些歌都是有其用意的,在古代文献中常可见到古人用鹿鸣来比拟宴会嘉宾和笙瑟构成的宴会盛况。
鹿,性善温顺,喜群好客,每当独觅美味,从不贪食自吞,总要鸣群邀众,共食共尝。
正因为如此,“鹿鸣宴”经久不衰,不断发展,一直延续至清代。
程俊英先生也认为:
《皇皇者华》“这是一个外出调查民间情况的诗。
旧说是送征夫之词,并非诗的本意。
所以会有这个误解,是因为《鹿鸣》、《四杜》、《皇皇者华》这三首诗,后来被周统治者谱了乐掉在宴会上弹奏,劳使臣时演奏《四杜》,遣使臣时演奏《皇皇者华》,其实和诗的内容并不相合”[8](P56)。
只是取其中的有关含义。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乡饮酒礼在奏乐这一环节中的确是秩序井然,气氛热烈欢快和洽,起到了加强友爱、团结人心的作用。
此外,乡饮酒礼是宴嘉宾之乐,而乐诗又是乡饮酒礼中至为重要的一环。
因此,《荀子·乐论》才有这样高度的评价:
“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也。
⋯⋯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
笙入,三终,主人献之。
间歌,三终。
合乐,三终。
工告乐备,遂出⋯⋯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乱也?
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行者,是足以正身安国矣。
彼国安而天下安,故曰:
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9]”此外,其他演奏、演唱的诗歌,都属乡饮酒礼中的正式节目,均为“正歌”,即合乎礼乐之正的歌。
这些“正歌”演唱完后,就由乐工报告乐正“正歌备”,再由乐正报告宾,正式的乐礼,到此完备。
(四)旅酬
所谓旅酬,即以次序劝人饮酒。
《仪礼·乡饮酒礼》曰:
“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
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序端东面。
受酬者自介右,众受酬者自左,拜、兴、饮,皆如宾酬主人之礼。
辩,卒受者以觯降,坐奠于篚。
”
郑玄注:
“旅,序也。
于是介酬众宾,众宾又以次序相酬。
某者,众宾姓也。
同姓,则以伯仲别之;又同,则以且字别之。
”《礼记·乡饮酒义》云:
“介酬众宾,少长以齿。
”
旅酬之礼是在正献之礼以后进行,它是众宾相酬之礼。
众宾按照年龄大小排列,长者、尊者在前,幼者、北者在后。
也就是说,旅酬是由尊者酬于卑者。
宾客中第一尊长者受介酬,第一人受酬后,即为酬者;由第二人受酬,第二人受酬后,即为酬者;有第三人受酬,如此逆转相酬,直到最后一人,这就犹如接力跑。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中云:
“既献,臧孙命北面重席,新樽洁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
及旅,而召公鉏,使与之齿。
”
这里所说的“旅”即“旅酬”之礼。
(五)无算爵
所谓“无算爵”即饮酒不计爵数。
《仪礼·乡饮酒义》曰:
“旅酬完后,主人请求撤去俎,以便宾客坐下,然后,‘说履,揖让如初,升,坐。
乃羞,无算爵,无算乐’”。
宾主脱掉鞋子,相互拱手谦让,和初来时一样,登堂坐下,再进献食物,于是连续不断地举爵饮酒,不计数量,醉而后止,同时乐工不断伴奏和歌唱,尽欢而止,这就叫“无算爵,无算乐”。
郑玄对此注云:
“算,数也。
宾主宴饮,爵行无数,醉而止也。
”“燕乐亦无数,或间或合,尽欢而止也”。
“乡饮酒礼”完毕后,主人送宾时,乐工要奏《陔夏》之乐,主人送到门外两次行拜礼。
第二天,主宾穿着昨天的服饰去主人家拜谢主人,并吃便饭。
在上述各项礼节中,以进酒献宾之礼最为重要,它是表示对宾客尊敬程度的标志。
这些礼节,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是十分繁琐的,有些甚至是不必要的可笑举动,但根据文献资料,证明在西周到战国这一历史时期,这种形式的乡饮酒礼已蔚为风气,十分平常自然。
许多文献都证明,人们不仅在饮食生活中,就是日常家庭的晨昏定省,宗祠中依时祭祖,官员平民间均相见以礼,亲友交往也要尽礼,一切依礼办事,礼是政治、思想、道德的总规范,明定君臣、父子、夫妻、主仆、主佃关系的准则[1](P86)。
礼日益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总准则、总规范。
五、乡饮酒礼的作用与意义
唐人萧昕留存下来的《乡饮赋》中,将乡饮酒的仪礼和意义说的十分精彩简明,兹录如下:
“乡饮之制,本于酒食,行于尊俎;和其长幼,恰其宴语;象以阴阳,重以宾旅。
此六体者,礼之大序。
至如高馆初启,长筵初肆,众宾便仙入门,主人稽首而再至,则三揖以成礼,三让以就位。
贵贱不共其班,少长各以其次。
然后肴粟具设,酒醴必备;鼙鼓弟奏,工歌咸萃。
以德自持,终无至醉。
夫观其拜迎拜送,则人知其洁敬;察其尊贤尚齿,则我欲去无竟。
君若好之,寔曰邦家之庆;士能勤之,必著乡曲之行。
今国家征孝秀,辟贤良,则必设乡饮之礼,歌《鹿鸣》之章,故其事可得而详。
立宾立主,或陛或堂,列豆举爵,鼓瑟吹簧……”[10]。
乡饮酒礼的作用与行礼意义,在《礼记·乡饮酒义》等文献中都有详细论述,综合这些论述,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如下三点:
1.分别贵贱尊卑,维护统治秩序
《礼记·乡饮酒义》中引述孔子的一段话,阐明了乡饮酒礼对于维护统治秩序所起的作用,这就是:
行迎宾礼时,把宾、介众宾分为三等,这样,从礼数的差异就可以分辨出尊卑贵贱了;行献宾礼时,对宾有“献”、“醡”、“酬”,这样,礼节由隆重到渐次减少的义理就可以分别出来了;饮酒作乐是为了使乡饮酒礼能够和谐欢乐而不失礼节;旅酬,即依次顺序饮酒,可以看出乡饮酒时,年龄无论大小都不会遗漏;撤俎之后,彼此劝酒,不计爵数,是为了使人尽兴,安乐而不混乱。
由此,“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国矣。
彼国安而天下安。
故曰:
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杨向奎先生亦云:
“中国古代,比如商,周时代的礼,具体来说,如《乡饮酒》礼起源于氏族聚落的会‘食’中,它很自然地重于尊长和养老。
因为在原始社会里,‘国家并不存在,公共联系、社会本身、纪律以及劳动规则,全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来维持。
’(《列宁全集》二十九卷,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432页)《乡饮酒》礼原来就是周礼在氏族社会末期的风俗习惯,在这种礼仪中充分显示了长老享有的威信喝为人所尊敬。
周王朝建立后,父系家长制转化成宗法制度,《乡饮酒》礼页就成了贵族统治者的统治手段[6](P335)。
”孔子也曾说:
“百日之蜡,一日之泽……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
可见,乡饮酒礼主要是统治者“一张一弛”的统治措施。
2.增进感情,制造乡里祥和气氛
礼从一开始就是应社会稳定结构的需求而产生的,乡饮酒礼也不例外,他可以是乡里保持一种团结、祥和的气氛。
《礼记·乡饮酒义》中开宗明义地阐明了这一观点,其中说:
“乡饮酒之义,主任拜迎宾于庠门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阶,三让而后升,所以致尊让也。
盥洗杨觯,所以致洁也。
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
尊让洁敬也者,君子尊让则不争,洁敬则不慢。
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辨矣,不斗辨,则无暴乱之祸矣,斯君子所以免于人祸也。
故圣人制之以道。
”
《礼记·仲尼燕居》说:
“乡射之礼,所以仁乡党也。
”,《礼记·乐记》亦云:
“射、乡、食、郷,所以正交接也。
”
这些论述,说明了乡饮酒礼是用于纠正人们的社交行为,增进乡人之间的仁爱感情的。
就是说,乡饮酒礼可以调节人们感情上出现的一些偏差,使人们在社交活动中能够维持着一种良性的互动平衡状态。
可以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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