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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论俄罗斯新富阶层
国外学者论俄罗斯新富阶层
徐元宫
2013-1-2915:
21:
23 来源: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5期
一、俄罗斯社会新富阶层的形成及其特点
俄罗斯新富阶层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俄罗斯学者们普遍把1987—1989年这几年看作是当代俄罗斯巨大财富积聚的开始时间。
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纽尔坦斯基认为“资本主义”的幽灵从苏联社会深处冒出来的时间应该定在1988—1989年间,他把这个时期称为“幽灵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势力的年代”。
著名学者罗伊·梅德韦杰夫认为:
“1987—1988年苏联开始产生第一批合法生意人和大规模的私营企业……很多人正是从那时起成为今日俄罗斯生意界的一员,第一次挣了数百万卢布和美元……很多百万富翁承认1988—1989年是做生意的黄金岁月。
”
不少学者指出,俄罗斯新富阶层是对俄罗斯老百姓两次剥夺的产物。
第一次剥夺是实行价格自由化;第二次剥夺是实行私有化证券。
尤其是后者使得暴发户们花费不多的钱就收购了大批证券,从而控制了俄罗斯相当部分的国有资产和财富。
有材料证实,俄罗斯新富阶层发家致富的主要途径有:
从事商业、货币买卖、金融业务和不动产交易以及打入国家机构以收取贿赂和盗窃国有财产等。
“共青团经济”。
罗伊·梅德韦杰夫指出,在苏联解体前共青团在商界“表现出不寻常的活力……开始公开获取利润,并为此而发挥组织和纪律优势。
‘人们委托我成为百万富翁’——一些青年如是说。
‘共青团经济’这一术语也出现了……共青团生意人的优势在演艺、电子、旅游甚至赌博业,大部分高利润的国际贸易也通过他们开展起来。
”几年后这些共青团干部都成为经济改革的“弄潮儿”,成为俄罗斯新富阶层中的一部分。
在进出口贸易中谋取优惠和配额。
不少俄罗斯学者指出,在向西方出售石油、石油产品、金属(特别是有色金属和稀土金属)、木材、化肥、毛皮等原料及军火的买卖中,如果能够靠地位和关系搞到所需的许可证和配额就能在短期内建起巨大的产业。
卡尔梅克族人基尔桑·伊柳姆京诺夫靠卖石油和石油产品挣了千百万,成为一名年轻的总裁和大富翁。
房地产交易。
改革初期,一些单位积极向商业机构包括外国公司出售或者租赁国有房产。
而在1992—1993年不动产赢利则更加丰厚。
获取贷款。
利用关系或者职位获取优惠贷款、无息贷款是发财致富的主要途径之一。
一些学者指出,在原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黑市外汇汇率、国家官价、商业交易价、私人旅游外汇兑换价同时并存,所以利用特权谋取到贷款并炒卖外汇就能积累大量的资本。
1992—1993年国家向农业和重要的企业提供年息为10%—25%的贷款,但是资金常常不会很快到位,在年通胀率达到2500%—3000%时,这些贷款就能创造丰厚的利润。
参与私有化。
罗伊·梅德韦杰夫指出:
“50年代西方刊物常谈及所谓的‘管理者革命’。
类似的但不同样的情形也开始在俄罗斯发生。
仓促的以低价实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给经理和其他经济领导人提供了获取大‘块’国家财产的可能。
实施与企业实际领导人的意志和利益相背的私有化不仅是一件困难的事,而且常常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经理们不满足于高薪金,因而相当部分的股票被企业的领导们秘密分割。
虽然这不是股票控制额,但只要碰上机遇哪怕是百分之几的股票都能把经理部变成企业的实际所有者。
这里指的首先是早在改革年代就能适应新环境的那些经理们。
人们所谈论的‘上级任命的私有化’指的正是这些人。
”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俄罗斯新富阶层之所以能致富,一是靠关系网,二是靠个人的能力。
1995年12月27日俄罗斯《消息报》刊登了一份调查材料,这份材料指出:
“有3/4以上的专家认为,大部分的富人拥有有权有势的靠山,还有2/3的专家认为富人们曾经当过领导,他们有自己的朋友支持。
而绝大多数的专家则认为,只有极少数人是靠自己的努力发财致富的。
”1997年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材料表明,俄罗斯商界精英的61%出身于苏联官员;在莫斯科的商人中,12%的人过去曾在苏共、共青团或者克格勃中任过职。
上述《消息报》刊登的那份材料同时还指出:
“今天在俄罗斯谁要想发财致富,谁就必须具备以下品质:
经营活动能力、不择手段、心怀鬼胎。
”俄罗斯新富阶层的这种特性“是俄罗斯多年来社会生活中未曾有过的,也是与社会生活格格不入的。
”对此,罗伊·梅德韦杰夫认为,“‘新俄罗斯人’不同于匈牙利和波罗的海地区不少重操旧业的前私有者或其子女,‘新俄罗斯人’和旧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没有任何关系……70年代的影子人和90年代的‘新俄罗斯人’之间的继承性是一个例外,而不是规则。
”
关于俄罗斯新富阶层形成的特点及其活动,阿·乌留卡耶夫是这样看的:
“长时间里美国曾是一片乐土……现在这个黄金国在俄罗斯。
这里跳动着最快的节奏、建设着最大的产业。
所有志在成功、志在自由创造个人生活的人都被吸引到这里。
因此,实践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及‘上帝喜欢勤快和富有的人’而不是贫穷、孤独、残疾人的认识正在俄罗斯大地深入人心……”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精英研究室主任奥莉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在思考俄罗斯新富阶层产生的特点时持比较平和的态度:
“‘有权势’阶级或者被国家授权发展市场的大私有者构成了俄罗斯经济的基础。
这种经济的功能缺乏‘搞钱’的所有可能性的平等。
现代国家资本主义本身培养‘商人’,从自己内部产生了权势阶级。
这是颇有成效的进程。
第一,权势者个人对利润感兴趣;第二,‘权势者的生意’受到保障而免予破产和各种纠纷,因而增加了平衡市场自发力量的因素;第三,新的经济精英是俄罗斯新暴发户们在‘金融寡头政治’道路上天然的遮蔽物,法律不是给这些人准备的。
”
俄罗斯国家管理学院人文中心主任瓦季姆·科尔图诺夫对俄罗斯社会新富阶层的评价不高:
“当代俄罗斯‘实业界人士’是以自身为基础按剩余原则形成的。
首先,这些人没有能力实施自己的智力财富,不能从事建设性、创造性的活动,因此被社会抛弃到精神和文化生活的表层……‘新俄罗斯人’这一代和道德虚无主义、精神空虚及货币心理学结合在一起,其结果是和企业主活动幌子下寄生的生存方式结合在一起。
因而完全符合规律:
现代俄罗斯商人们财富的增长是以整个国家普遍的生产滑坡、居民贫困化、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为背景的。
”
著名政治家鲍里斯·费奥多罗夫对俄罗斯新富阶层的培养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你似乎参加了世纪最大的一次掠夺,也许甚至是整个人类史上最大的一次掠夺。
”
不少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新富阶层还有一个特点:
即俄罗斯新富阶层与黑社会及犯罪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积极参与犯罪活动。
1994年俄罗斯应用政策研究所搞了一个关于“新百万富翁”的课题调查,调查结果表明:
受访者中有40%的人曾经做过非法生意,22.5%的人受过刑事责任追究,25%的人仍与犯罪集团有联系。
同时,犯罪集团本身也竭尽全力地挤进商界,以期控制经济领域。
列昂尼德·巴里诺夫在俄罗斯2001年9月7日《独立报》上撰文指出:
“据一些专家估计,犯罪团伙控制着近60%的国有企业和50%各种形式的私有企业……大约4万家公司和企业(其中包括1500家国有公司、4000家合资企业和1/3以上的国家银行)在刑事犯罪集团的控制下,借助于贪官污吏参与‘洗钱’活动。
”
二、俄罗斯社会新富阶层的生活方式及其社会评价
俄罗斯“富人”的标准很难界定,专家们对“富人”标准的看法不一致,而且不同地区又有不同的评判标准。
最普遍的看法认为在俄罗斯月收入为1000美元的人即可算做是富人。
罗伊·梅德韦杰夫认为要评估俄罗斯最富有人士的个人状况及年收入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因为富人们竭力掩盖相当大部分的收入以逃避税收机关的监督。
他认为,在俄罗斯共计有1000人年收入为数百万美元,约1万人年收入为10万到50万美元不等。
商人们自己认为每月至少有2万到3万美元收入的人才算得上是“富人”。
莫斯科人认为每月挣1000美元左右就相当富有了,而外省每月挣500美元就是高收入。
不少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新富阶层的生活方式是标新立异、玩世不恭、我行我素。
俄罗斯新富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关系是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互相帮助的基础上,因而,新富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关系相当微妙,特别是与下层社会阶层的关系比较紧张。
罗伊·梅德韦杰夫认为,几乎任何一个名列最富有、最具影响力人士清单中的资本家在贫穷的俄罗斯都不显夸自己的财富,他们更多的是不得不操心自己的安全和保卫工作。
新富阶层的消费基本上有三大项:
汽车、住房和出国旅游。
所有达到一定档次的人必然购买豪华汽车;仅莫斯科地区1992—1996年购买的豪华汽车就比整个西欧10年内购买的还多。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莫斯科近郊专为新富们建起了红砖堡垒式别墅,新富们每月购置3000至4000座豪华住宅。
更多的钱被投到西方购买不动产和有价证券,俄罗斯新富们投资数十亿美元购买美国和德国银行的股票。
仅1994年他们用于出国旅游的费用就达70亿美元,比199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给俄罗斯的贷款还要多。
俄罗斯社会对转轨时期产生的俄罗斯新富阶层的评价不一。
一些民主派人士认为俄罗斯正处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充满野蛮是难免的,即使发达文明的西方,当初也是这样。
俄罗斯自由运动的一位著名人士季莫费耶夫甚至认为:
“在一个穷国高谈阔论什么社会公正,那是不知羞耻的谎言”,“富人们不必为自己的‘野蛮’行径而感到良心上的不安”。
部分学者对新富阶层作了中性的评价。
比如,上述的1995年12月27日俄罗斯《消息报》所刊登的那份材料指出:
“专家们认为,富人阶层的道德品质一般都不高,他们狡猾、不择手段、自私自利、残忍,但同时也是目标明确、意志坚强、精力充沛的社会群体。
”
而相当部分的俄罗斯学者则对俄罗斯新富阶层作出了否定性评价。
比如,罗伊·梅德韦杰夫在对俄罗斯新富阶层作了剖析之后得出结论说:
“始于1991年底的加速培养新的企业家阶级的试验以不太成功告终,新的企业家阶级还没有形成,它形成的过程刚开始,这过程令国家和社会很痛苦……最自私、最寄生的集团仍在起表率作用,他们以社会的苦痛和困难发财,加重了经济的病症,其高收入不能增强国家的实力,反而损害了国内市场的利益……今天大款们的主要收入正以每年二三十亿美元的速度‘流’向西方。
俄罗斯怎么也打破不了恶性循环:
经济滑坡时,俄罗斯仍然是西方国家的输血者,因而内外债都加重了;政府加大税收的同时,降低了国产货的竞争能力,从而削弱了国家预算的税收基础,结果蕴藏了普遍破产的危机。
”
列昂尼德·巴里诺夫在俄罗斯2001年9月7日《独立报》上撰文指出:
“据专家估计,外汇每年大规模地流向国外,其数额超过各种国际组织向我国提供的贷款和人道主义援助。
现有资料表明,每年不合法流到国外的外汇高达200亿至250亿美元。
”
1997年在《俄罗斯观察家》杂志召集的关于“新俄罗斯人”的“圆桌会议”上,人们想起了“泰坦尼克”号巨轮的命运。
讨论的参加者阿纳托利·乌特金说:
“‘新俄罗斯人’所做的一切无法唤起对他们未来的信心,缺乏社会责任感及对爱国主义的变态反应戕害了他们……他们没有思想,如此发财致富不能成为社会理想。
”按照阿纳托利·乌特金的观点,俄罗斯的“泰坦尼克”号已在沉没。
一些乘客跳到了救生艇上,指望到达他国的岸边;另一些人则沉没在冰冷的水中。
只有习惯于被称为“新俄罗斯人”的那些人没有如临深渊的感觉。
三、俄罗斯新富阶层对俄罗斯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
俄罗斯新富阶层对俄罗斯的影响是一个动态的、比较复杂的进程。
俄罗斯新富阶层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始终都在努力地发展壮大自己,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既得利益,直接参与国家的重要政治和经济活动,其代表人物已经在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扮演着特别引人注目的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人还跻身于国家的权力高层。
随着权力和资本的集中,各类工业垄断集团和金融资本势力或斗争或联合,影响着俄罗斯社会的方方面面;以政治家为支点,辐射成由政治家——政党、政派——财团——游说团体、新闻媒介等结构组成的多层次综合体。
曾经担任过俄罗斯总理的切尔诺梅尔金之所以在离开了政坛之后又能复出,与他所创建的当时拥有65个议席的第二大党“我们的家园——俄罗斯”的积极支持不无关系;切尔诺梅尔金的背后更有金融寡头的支持,正如分析家季米特里·奥列奇金所认为的那样,切尔诺梅尔金所获得的胜利是“金融寡头的胜利,是商人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小集团的胜利”。
别列佐夫斯基是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产生的七大财阀之一。
七大财阀就是通常所说的七人集团,指的是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对当今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生活最有影响的七大金融财团。
七人集团是一个个庞大的企业群,下属众多的独资公司、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拥有几千至十几万名职工,经营范围遍及一、二、三产业,其触角已经伸到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能量之大足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
1996年10月别列佐夫斯基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
“六大金融集团(除卢卡伊尔集团外)控制了50%的俄罗斯经济和绝大部分传媒,并且均拥有自己的银行。
”
从以七人集团为代表的俄罗斯新富们所拥有的赖以影响整个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生活的组织资源、财政资源和信息资源看,它蕴含着极大的政治潜力。
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起初俄共一度占了上风,极具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如果俄共上台,那么形势的发展可能会不利于包括别列佐夫斯基在内的俄罗斯新生的金融巨头。
于是,别列佐夫斯基加紧联合丘拜斯、古辛斯基、波塔宁等大银行家共同对付俄共的进攻势头。
事后,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曾表示:
“不想说是我们决定了1996年的胜利,但俄罗斯企业界无疑在这场竞选中起了作用。
”
从1996年俄总统大选俄罗斯大财阀们为叶利钦竞选提供300万美元的经费,组织了以丘拜斯为首的10人竞选班子,在第一轮选举中促成了叶利钦同其竞选对手列别德之间的联盟;到1996年8月15日俄罗斯最大的私人银行董事会主席波塔宁被任命为政府第一副总理,俄罗斯最大的一体化石油公司总裁别列佐夫斯基被任命为俄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再到1998年6月为摆脱金融危机俄总统叶利钦、俄总理基里延科先后邀请波塔宁等十位有影响的财阀举行会谈,决定设立政府直辖的“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无不证明俄罗斯新富阶层的代表人物对俄罗斯政治、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影响力度的一步步加深。
《华盛顿邮报》评论说,基里延科所设立的这个由财阀首脑组成的“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乃是一个“影子内阁”。
日本《选择》月刊1998年7月号的一篇题为《被巨大财阀所侵蚀的俄罗斯》的文章也指出:
“俄罗斯国家本身正在被国内财阀……侵蚀的现象难以消除。
”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局趋向稳定和总统的易人,往昔的“七人集团”今天风光不再,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俄罗斯新富阶层还存在着实力单薄的一面,它们对俄罗斯政局和经济状况的影响也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要它们现在就成为俄罗斯经济肌体的主宰、直接在幕后操纵政府,恐怕还为时尚早,就像俄罗斯学者谢尔盖·巴弗连科在《新时代》杂志1996年第1—2期《精英们的条约——一种由私人管理的国家所有制成分正在形成》一文中指出的那样:
“(由私人管理的)国家的加强,是1993—1994年大规模私有化造成的结果。
从理论上来说,这些新的财产所有者应该成为现存制度的支柱”,“政府开始与那些拥有支持它的资源的人们进行对话,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如此,大型的工业和金融机构成了广义上的政权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新俄罗斯人’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忠诚,而且他们也不是强大到可以采取什么重大的举措来支撑这种效忠的程度”。
普京总统上台之后,曾一度既没有对俄罗斯新富阶层的代表人物明确地表示过什么态度,更没有对俄罗斯新富阶层的代表人物采取过什么举动,在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普京总统对俄罗斯新富阶层的代表人物想染指、插手乃至左右和控制俄罗斯政坛和经济动脉的强烈的欲望和趋势采取了打压的态势,少数俄罗斯新富阶层的代表人物被通缉和侦查,在叶利钦时代曾经在俄罗斯政坛红极一时的人物——别列佐夫斯基遭到了通缉,被迫滞留国外。
那么,普京总统打压俄罗斯新富阶层代表人物的决心究竟有多大,他所要达到的真正目标又是怎样的,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作为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想保证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要想重振俄罗斯昔日大国雄风,就必须借重和利用俄罗斯新富阶层,同时又必须对俄罗斯新富阶层过度膨胀的欲望和势头采取一定的打压,对于他而言,重要的是把握好借重和打压的度。
正如普京在发表于俄罗斯1999年12月30日《独立报》上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
“……民族的忍耐力、生存能力和建设能力都已经处于枯竭的边缘状态。
社会简直要崩溃……使俄罗斯复兴和繁荣的战略,应当以在市场改革和民主改革中一切好的东西为依据,只能采用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
要保证社会稳定,不使人民生活恶化,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要求。
”正是由于采取了这种积极、务实、稳妥的方针,普京执政两年来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俄罗斯经济才有了一定的好转,俄罗斯政治和社会才趋向稳定和安宁。
俄罗斯政府经济改革工作中心主任、经济学博士В.毛教授在俄罗斯杂志《经济问题》2002年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2001年的经济政治成果和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景》的文章,他在对昔日俄罗斯政府对待俄罗斯实业界的政策进行了反省和剖析之后指出:
“俄罗斯政府有解决这些任务的足够手段……第一,坚持不懈地奉行自由的对外经济政策。
最重要的一环是加入世贸组织。
开放俄罗斯市场供外国生产者竞争,正是对付本国大型公司实行垄断的主要因素之一……第二,在社会生活的非经济的但却能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领域进行深刻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国家总的实业气候以及防止大型公司控制国家政权机构的能力,都取决于这些领域的积极变化。
”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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