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梁堆墓兼谈两汉时期西南边郡的文化变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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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梁堆墓兼谈两汉时期西南边郡的文化变迁

汉代梁堆墓——兼谈两汉时期西南边郡的文化变迁

一梁堆墓概述

梁堆墓是云南地域东汉至唐朝中期在地表有庞大封土堆的墓葬，被本地百姓称作“梁王堆”、“粮堆”、“梁堆”，故此得名。

本文探讨的梁堆墓主如果东汉时期的，关注点在于其中所表现的汉文化南渐的情形。

孙太初先生在《云南“梁堆”墓之研究》把梁堆墓分为三型：

I型大体结构为长方形，多为单室，少为前后室，前面有短小墓道，顶部用楔形砖起作半圆形券顶。

整个墓葬用花砖砌就。

时期为东汉时期；II型墓室长方，有双室并列、前后室两种，四壁及券顶用花砖及石块混合砌造，前面有短小墓道。

时期为东汉末至西晋；III型墓室均为四方形单室，前面有短小墓道，覆斗形顶，墓室用石块砌造。

流行于东晋时期，下限能够到唐朝开元、天宝之际。

若是细分汉代的梁堆墓，应该在I型前再加上一型，分二式，一式主要特征是竖穴土坑式，二式则是竖穴土坑带墓道，西汉时南中一带汉墓都是竖穴土坑，上有小型封土堆，随葬品和一般意义上的梁堆墓一致，都是汉式器物，后来这种墓葬规模进一步变大，封土堆增高，就成了典型的梁堆墓了。

东汉初年的昭通鸡窝院子墓地，和所有梁堆墓地一样，地面有许多高大的封土堆，试掘一座，为竖穴土坑形制，出土典型的汉式器物组合。

1988年在嵩明梨花村发觉一座竖穴土坑墓，墓道狭长，墓室规模较大，边长在8米左右，因为清理前地表土和墓口已被损坏，所以不知它的封土情形，出土陶器中除水田和水池模型能够恢复外，其余均残，报告以为残罐和碗是典型的汉式，推断年代为东汉初期，或早至王莽，这些都应该划归为梁堆墓，代表了梁堆墓从南中初期汉墓过渡来时的初期形态。

从随葬品来看，I、II型墓常见的有：

兵器类：

铁剑、环首刀、铜弩机；生活用具：

铜或陶的釜、甑、豆、盘、壶等；明器有陶俑、摇钱树、仓、灶、井、水田水池、动物模型等；饰物有手镯、铜镜、带钩、耳铛等。

另外还有五铢钱等金属货币随葬。

这些都是很典型的汉式器物，形制的进展序列都和中原地域趋同，其中摇钱树是中原罕有的，但也并非土著器物，云南地域西汉前从未发觉过，但四川地域却大量出土，巴蜀与滇池洱海地理相望，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的例证很多，陶俑间风格的相似就是一例，摇钱树的出现也应该归于两地间的交流。

梁堆墓里的殉葬品里只有很少的器物上流露出地方特色，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中出土的一对汉式提梁壶，盖上饰一孔雀。

滇池地域古盛产孔雀，这种装饰应该与地方有关。

东汉初年的鸡窝院子汉墓中出土的径6cm的银环，在土著墓常常中发觉类似的铜环。

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种类与演变上看，梁堆墓表现出的是很成熟和纯粹的汉文化因素，与本地的土著文化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明显的联系。

为了具体论述这种现象的出现进程，本文对梁堆墓之前的战国秦汉时期土著文化与汉文化的关系作一次简单的梳理。

二土著文化与汉文化的关系

云南地域春秋至前汉，本地土著文化大约能够归为石寨山为代表的滇文化、洱海区域的昆明遗存、滇西北的石棺墓文化和大石墓文化等几大类。

西汉以前这些文化区都显示着极为浓厚的民族特色，从战国时期开始，这些土著的墓葬中就开始出现了汉文化的因素。

战国中晚期，土著墓葬中出现了铁器，开始只是从中原买进原料，铸成形制仍是土著风格，如宁蒗县大兴镇墓葬填土中出土的铜柄铁剑。

后来则利用铁铸造完整的兵器、耕具和装饰品等，除铁的利用外，生活用具里也开始吸收了汉文化因素：

壶在土著墓葬中很少见出土，呈贡天子庙战国晚期到西汉前期的滇墓里出土两类型的壶，I型平底，底有叶脉纹。

II型鼓腹圈足。

云南弥渡苴力古墓中出土有底部刻画叶脉纹的陶碗，这种独特的文饰能够证明I型壶的地方特色，可是II型壶却和中原地域的圈足壶等类，如此的圈足壶在中原乃及楚地都是常见的，可是在云南土著墓葬中却几乎看不到，晋宁石寨山只有9号墓出土一个汉式带盖铺首圈足壶，此墓器物组合为双耳圈足器、盒、壶，每种器物各两件，如此的组合不见于石寨山的其他墓葬，时期推定为西汉晚期，应该是汉文化为主的墓葬。

大兴镇的II型圈足壶从器形和器类上都和汉式靠拢，能够归为汉文化的因素。

壶之外，还有出有环首刀这种典型的汉式兵器，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的西壁基层绘汉族与土著民族的部曲形象里，汉族部曲都手持环首铁刀，土著部曲却无人拿这种兵刃，能够说明这种兵器鲜明的族属特征。

小型装饰物里也出现了铜镜、带钩。

秦及西汉以后，墓葬中的汉文化因素里还出现了半两、五铢钱。

以石寨山墓群举例，能够具体说明一下这种汉化的进程：

石寨山是滇族文化的代表，据第二次发掘结果，全数20座墓能够分为四个类型，代表着早、中、晚三个时段。

I型墓上限在西汉初叶或更早一些。

下限在文帝五年以前，随葬品中铜器所占比例最大，没有金器，铁器极少，几乎没有出现和汉族有关的器物。

II型墓在文帝五年与武帝元狩五年之间，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尊、壶、葫芦笙再也不出现，铁斧和铁剑开始出现，并发觉有内地输入的汉式铜镜。

III型墓时期在西汉中晚期，墓中出土了西汉五铢，同时也发觉了汉式的铜镜、弦纹锺、洗、耳杯、带钩、熏炉等。

IV型墓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叶，这型墓中铜器数量锐减，五铢钱仍有出现，晚期石寨山的墓葬土著风格已经很不明显，其墓葬主人的族属也难以判定是汉化的滇人仍是滇化的汉人。

从石寨山墓群的演变来看，西汉晚期以前土著居民对来自于北方的物质文化的同意是循序渐进的，同意的同时也保留着独特的民族特色。

可是到了西汉晚期就开始出迅速衰落，到了东汉时期，发达的土著青铜文化就大体上被北下的汉代铁器文化取代了，江川李家山、安宁太极山等处的滇文化和洱海区域等地的土著文化也都表现出与石寨山一样的进展趋势，考自汉武帝在南中设郡以后，这一地域少数民族的反叛就一直未断，反叛之频繁与激烈都是少见的，因此推测这一地域的土著文化呈现的不自然的迅速衰落状态，可能与汉代在政治或文化方面对其执行的某些强硬手腕有关。

南中地域西汉中期就陆续住进了大量的汉移民，这些移民是初期开发西南夷的创业者，后来形成的部份南中大姓也来源于他们，他们的墓葬表现出了梁堆墓形成之前的汉夷文化的彼此关系。

距离昭通不远的贵州赫章可乐山散布着西汉时驻扎本地的汉族屯守官兵和一个与夜郎国有关的土著氏族的墓葬群。

正好能够说明一些初期汉文化与土著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赫章可乐山墓地在汉属汉阳县，归犍为郡，可乐山墓葬分为甲乙两类，前者是汉族屯守官兵墓葬，后者是土著氏族墓葬。

甲类墓葬带封土，有竖穴土坑墓和砖室墓两种，竖穴土坑墓中也有带墓道和不带墓道的区别。

随葬品多数是汉式器物，其中铭文“同劳澡盘”的器物产地在今日的云南陆良，但形制却并非土著。

另外还有铜壶、铜镜、陶水田等都是汉族特有的器物。

39座甲类墓中有33座出土铜钱。

虽然甲类墓的墓葬形制和中原墓葬一样都遵循着无墓道竖穴土坑和带墓道竖穴土坑——砖室墓的演变规律进展转变着，但与甲类墓同几乎同时的乙类墓却是从始至终一直维持了长方形竖穴土坑的形制，而这种形制正是云南地域土著墓葬的主流。

随葬品方面，乙类墓中出的多是具有浓厚少数民族色彩的器物，其中包括巴蜀式铁剑、鼓形铜釜、铜扣饰、铜手镯、铜鼓等，

除各自鲜明的民族特征之外，甲乙墓类也有少数共通的因素，生活用具里甲乙两类墓中都出一种大平底的A型I式陶罐，M48还出土一个汉式铜奁，器身上文饰仿照铜鼓上的羽人、船、翔鹭、鱼、水鸟、锯齿纹等，但器盖部份和传统汉式奁一样，饰有柿蒂纹。

模型明器中甲类墓出的衡宇模型是西南少数民族流行的干栏式建筑。

在甲类墓中还出土直径的银环7件，如此大小的环状饰物在土著墓葬中常见出土。

乙类墓葬中出土了铁锸、铁削、铁刀等与四川境内出土器物风格相似的铁制品。

其中B型铁剑和甲类墓的A型铁剑一样，是典型的汉式剑，铜镜也和甲类墓中的“日光镜”相似，另外还有漆器出土，器形虽然无法辨明，但伴出的鎏金铜铺首衔环表明这是汉式器物。

乙类墓到了晚期又出现了铜五铢钱，可是168座乙型墓里只有三座墓中发觉了铜钱，比例是很小的。

甲类墓葬的时期从西汉中期以后延至东汉初期，乙类墓葬上限可到战国晚期，下限至西汉晚期，多数在西汉早、中期。

二者共存的时期在西汉中、晚期，在这段时刻里彼此影响。

但比较而言，土著文化同意汉文化的影响要多一些。

东汉初期以后，在云南地域的汉族移民中逐渐形成了大姓豪民的势力，规模较大的宗族墓葬开始出现，就是此刻所说的梁堆墓。

同时西汉晚期，洱海滇池地域的土著文化却显出全面衰落的趋势，到了东汉初期以后，几近绝迹。

在这种环境下，梁堆墓中也几乎看不到土著文化的影子，无论从墓葬形制仍是随葬品、葬式等各类角度来看，梁堆墓都表现出了一种比较纯粹的汉族文化。

这种现象在汉代移民边境的进程中却是很少出现。

三梁堆墓受到的影响

梁堆墓和本地土著文化近乎绝缘，可是和巴蜀荆楚地域的汉文化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商业角度来讲，两汉时期对云南地域有直接影响力的就是四川了。

在汉武帝武力控制云南之前，本地与四川就维持着商业往来。

那时政府是禁止与滇地贸易的，可是“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由此可见他们之间商业往来的频繁。

以铁为例，《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治富，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倾滇蜀之民，富致僮千人。

”又“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类卓氏，具居临邛。

”那时四川地域就向云南土著居民销售铁器，此刻土著墓葬中出土的铁器大部份应该就是从四川商人手中买来的，武帝盐铁官营以后，四川设立了铁官，以后云南地域的铁器应该仍是就近从巴蜀铁官处输入。

从人口角度来讲，在云南地域的汉移民许多都是来自巴蜀荆楚，秦灭六国后，迁了很多六国大族或获罪宗族到蜀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时又把其中一部份迁到云南，例如孙盛《蜀世谱》记载“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

”又爨龙颜碑自言祖肃“迁运庸蜀，流薄南入。

”南中的民众和汉文化的关系也是超级的紧密的，梁堆墓密集的昭通，是东汉犍为属国朱题郡，这里大姓众多，《华阳国志南中志》称“其民勤学，滨犍为，号多士人，为宁州冠冕。

”

云南和四川在各方面维持着紧密的联系。

两地物质文化之间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巴蜀一带同意汉代文化要早于云南地域，例如战国初期的百花潭中学10号墓是蜀人墓葬，其中出土的铜壶、铜鼎都是汉式的，中原王朝在巴蜀设郡也比南中要早，汉代云南地域的汉文化因素的产生很多都能与四川相联系，梁堆墓的形制演变和四川地域汉墓维持一致、器物如摇钱树、陶俑、石棺、陶井、陶仓等的风格与出现时刻也与巴蜀汉墓相似或相同。

因此，云南的梁堆墓表现出的汉文化因素专门大程度上能够说是巴蜀地域向南的一个延伸。

四梁堆墓的散布与古代道路的关系

按照此刻已发掘和发觉的梁堆墓，能够看到它们在云南省东北部、滇池和洱海周围都有散布，（图一）其中昭通、鲁甸、昆明、呈贡、晋宁最多。

五铢钱是汉族经济进入云南地域后传入的，考察云南地域两汉时期出土五铢钱的地方，发觉其散布和梁堆墓的散布大体一致，用货币进行互换的所在应该是通邑都会或交通线路上的聚落点等商业流通比较发达的地域。

观察梁堆墓和金属货币的散布主线：

从今天四川宜宾开始，沿着盐津、彝良、昭通、鲁甸、宣威等县市南下至曲靖，从曲靖向西，一支沿南盘江到经呈贡抵达昆明，一支走寻甸、嵩明汇至滇池区域，由滇池再往西，经楚雄、姚安、祥云抵达洱海地域，洱海北的岷江流域和从大理往西，跨越澜沧江与怒江抵达的滕冲一带也都发觉了梁堆墓与金属货币。

从梁堆墓与金属货币散布的连贯性来看，能够推定这条散布线路上存在着干线道路，汉代由蜀入滇的道路没有见于记载，可是考唐朝樊绰《云南志<蛮书>》，其中描述唐北石路子：

起点在今盐津豆沙关，经大关境内到曲靖，然后再西抵昆明。

又昆明到大理的路径：

昆明西出到禄丰境内，走祥云至大理。

这两段路径和图一的散布线路正好吻合，所以能够推定汉代入滇的道路与唐北石路子应该相去不远。

梁堆墓一般规模比较大，通常又是宗族的聚葬。

墓主应该是史书上讲的南中大姓如此的豪富之民，如此的影响力比较大的豪富之民形成的原因不外是商业与仕途。

那么梁堆墓和金属货币的散布与古道路的走向暗合，第一能够说明汉代在云南设置的官府一般都在交通便利的通邑都会，第二也能够证明南中大姓与云南商业经济的紧密结合。

五结语

西汉中期朝廷开始武力开拓西南夷，在南中设郡，屯军驻守，徙民充实。

汉族移民在南中通过西汉中期到东汉初期的数十年经营后，通过仕途和商业形成了影响力比较大的豪富家族。

考古所见，就是从西汉中期的中小型墓葬过渡到了东汉初期以后具有庞大封土堆的家族墓葬——梁堆墓。

云南本地的历史悠长的土著民族文化在汉代的政治、文化乃至军事上的强势冲击下从鼎盛迅速走向衰落，在汉族进入南中的初期，两种文化之间的融合影响仍是正常的，可是西汉末年、东汉初期土著文化衰落的同时，汉移民的大家族势力兴起，他们的墓葬中就很少表现出这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了。

梁堆墓的散布和商业流通的干线道路的吻合，进一步说明东汉时期云南主要的经济、政治脉络都把握在这些大家族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