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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来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
宋以来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
农商社会,是我对宋以降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的一种近似概括。
农商社会的前身,无疑是建立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之上的古代农业社会;农商社会的发展前景,当然应是现代工商社会。
亦即农商社会是处在古代农业文明和现代工商业文明之间的一个历史阶段。
宋以降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就处在农商社会这个阶段之中。
这个阶段最为重要的特征是:
商品经济的再度盛行及其对自然经济的瓦解,而这又是在农村基本的生产方式(小农经营和租佃经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发生的变化,于是形成农商并重这样一种与以往不同的世相来。
这种商业氛围比较浓烈、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情形,尤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最为典型。
本文所论即以该地区即狭义江南为重点。
绪论:
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的同质性考察
近二三十年来,区域史研究在国际历史学界方兴未艾,日益成为史学和其他各门类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显学”。
如果说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在20世纪中叶开创了综合性区域研究的风气,那么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amSkinner)1964年发表的《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则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具体实践了区域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施坚雅认为,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是行不通的,应该将中国划分成几个大的区域作分别研究,方能接近历史真相。
他在1985年就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时发表的《中国历史的结构》之演说中,秉承其区域史研究的理念,指出中国各大区域各有其自身的发展周期,历史盛衰变化的“长波”在各大区域之间经常是不同步的,例如“东南沿海和华北区域的发展,就毫无同步性可言”。
①华北和东南沿海这两个区域发展的不同步在中唐以后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以致有人认为“黄河中游区域大约从中唐后期开始,之后的一千年间,大致可以说是已趋停滞,但长江中下游地区……只是到十八世纪中后期,也就是乾隆中期以后,才看出南方经济也趋于停滞。
”[1](11)此话说得多少有些绝对,如将“停滞”一词换成“发展速率趋缓”,此说大致可以成立。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要揭示这两个区域发展速率发生差异的各自不同原因。
在我看来,除了黄河流域垦殖过度、生态恶化这个原因之外,中唐以后黄河流域发展速率趋缓的原因主要是止步于商品经济,即仍局限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中;而南方即长江流域在人口日益增加、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则因商品经济的兴起而加快了自身的发展速率。
清中叶以后,江南发展速率趋缓的主要原因则是止步于工业企业的兴起。
其实学术界许多前辈对江南和华北两大区域的经济结构与社会形态存在着重大差别这一点均有察觉,并从不同角度揭橥其肇因,其中尤以日本学者用力为多。
桑原骘藏早在1925年就发表了长篇论文《从历史上看南北中国》,[2](387-480)随后冈崎文夫和池田静夫合著的《江南文化开发史——其历史地理的基础研究》、[3]加藤繁的《从经济史方面看中国北方与南方》、[4]宫崎市定的《中国经济开发史概要》[5]等论著分别从人口南移的进程、产业结构的变化、社会的商业化倾向,以及科举精英的流动和社会文化的渗透等方面,展示了华北与江南两大区域之间的种种差别。
l988年出版的日本著名汉学家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6]则被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区域史研究名作。
此书将施坚雅的静态市镇网络模型发展为动态生态模型,对宁波港及其腹地的贸易和生态环境做了具体生动的复原描述。
斯波义信认为:
“8—13世纪的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增长,从而带来了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化。
总之,可用一句话概括为:
与其说是‘纯农业文明’,不如说是‘都市化文明’含有更多的固有特征,这是延续到19世纪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色。
”[6](65-66)也就是说,宋以降江南社会带有更多的“都市化文明”之特征,而且这一特征一直延续到19世纪,这是其与此前的汉唐社会和同时代的华北社会形成差异的主要表现;而宋代社会、特别是江南区域之所以显现出更多的“都市化文明”特征,则是由宋代江南社会经济变革,特别是农业变革、交通变革、商业变革等一系列变革促成的。
中国学者当然也做了不少工作。
早在20世纪40一50年代,张家驹就着力研究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问题,其成果以《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7]一书面世。
台湾学者刘石吉连续发表长篇论文,讨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近代转型问题,后结集成《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8]出版。
他认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兴起和发展主要反映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其时江南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江南地区的近代化已经达到相当水准。
他说:
“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市镇的兴起,在江南地区更是普遍与突出的现象,经济结构在此起了大变化,初期的资本主义业已萌芽发展。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经济势力冲击到中国沿海、及近代通商口岸都市出现之前,江南地区的‘近代化’(不是‘西化’)的程度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
”[8]
(1)
刘石吉的主要依据是江南棉织业“已由家庭手工业制度转变为作坊(甚至工场)的工业生产方式;其中的手工业者不再自由独立,而变为没有生产工具的雇佣劳动者。
”[8](20)刘氏认为,“以明清两代商业市镇做为指标,可以清楚的观察近代江南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都市化的过程特征。
”[8](69)“这些市镇中的包买商、牙行及机户(或帐房、织工与机匠)与附近乡村的农户,逐渐形成连锁性的生产与消费关系。
”[8](70)“明清以来,江南这些专业市镇的兴起,配合与代表了新兴产业资本主义的扩张。
”[8](71)
樊树志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他在《明清江南市镇探微》[9]和《江南市镇:
传统的变革》[l0]两书中深化了刘石吉的研究,同样认为江南区域经济在市场勃兴的带动下发生了重大变革。
他说:
“江南地区经过长期的开发,到明代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时期,最先显示出传统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社会转型初露端倪。
农家经营的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农民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乡村工业化(即学者们所说的早期工业化),在丝织业、棉织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工艺精湛的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于全国各地,而且远销到海外各国,海外的白银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从这个意义上讲,江南市镇已经领先一步进入了‘外向型’经济的新阶段。
”[10]
(2)
樊树志所强调的江南地区早期工业化的启动问题,李伯重有专书研究,此即出版于2000年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
[11]他认为江南地区早期工业化进程始于明嘉靖、万历时期,终于清道光末年,大约经历了自1550—1850年的三个世纪,[11](24)其动力主要是被称为“斯密型动力”即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
[11](534)而劳动分工则受市场大小所限,所以“斯密型成长”的极限就是市场的容量。
换言之,市场的扩大是早期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
[1](535-536)但在数年后出版的《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l2]中,李伯重又说,若就狭义江南即长江三角洲而言,从13世纪初到l9世纪中叶,也就是南宋后期到清朝中叶这六个多世纪,确实是一个经济成长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即从以前的“广泛型成长”转变为“斯密型成长”。
[12](8-9)这就是说,由“斯密型动力”推进的早期工业化从南宋就开始了。
从以上征引中,可见,确有不少学者认为南宋以降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尤以农产品商品化的扩大、市镇网络的兴起、内外贸易的发展以及早期工业化的发轫等现象特别引人注目。
也正是这些新经济现象的出现,使宋元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与汉唐社会以及与同时期的华北地区在产业结构、经济类型和发展方向上区别开来。
笔者将宋以降江南社会概括为“农商社会”无疑得益于学界前辈和同侪先进的启发。
农商社会自身有一个慢慢成型和逐步扩展的过程。
在其形成初期即宋元阶段,不免带有其前身即汉唐社会自给自足农业社会的诸多痕迹,成长中的商品经济地盘也难免稍嫌狭窄。
到其中期即明中叶至清中叶的三个世纪中,至少在狭义江南即长江三角洲地区,农商社会已俨然成型,并沿着长江和东南沿海向内地扩展(当然,内地还有不少地方仍处在自然经济之中)。
晚清到民国时期,则进入到农商社会后期。
此时国际形势发生巨变,经过工业革命的英法等国用武力叩开中国国门,外国资本主义挟其机器生产之威力从沿海逐步渗入内地,江南区域经济被迫发生调整并出现分化。
少数都市及其周围地区因机缘巧合走上工业化道路迈进工商社会门槛;也有部分市镇或原地踏步或趋向衰落;而广大内地农村则停滞不前,陷于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经济”之泥淖中苦苦挣扎。
宋以降江南“农商社会”具有五大历史特征,各个特征在分布地域和发展程度上是有差别的,但其出现及其演进仍然具有相当的同步性,它们之间也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特征之一:
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导致农村传统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中古农业社会基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其主要景观是茅舍炊烟、春耕秋收,一派田园风光,交换和商业活动即使有也无足轻重。
而现代工业社会的主要景观则是城市崛起、工厂林立、机器轰鸣,绝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需要从市场上获得。
在这两种场景的社会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商业逐步发展、市场逐步扩大、交换和货币逐步变得重要的过渡阶段。
在这个过渡阶段中,日渐增多的交易活动导致农村现有的经济结构同时在两个方面发生改变:
一是小农经济由自给性向自给性和交换性相结合的方向转化,且交换性持续加强,有赶上或超过自给性的趋势,即小农从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向交换价值的生产者逐步转化;二是,相应地,农村经济中的非农产业得到增长,随着种茶、制糖、养蚕、缫丝、棉纺以及多种土特产等新型生产项目的引进和扩展,农民经济收益表中的非农收入大幅增长,此时的农业经济已是包括种植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其它服务业在内的有机体系,而与原先男耕女织的单一结构相区别。
史实表明,这个过程是从农产品商品化和小农的多种经营开始的。
所谓“商品性农业”指的就是农业内部专为出售而生产的那些分支。
除余粮出卖外,这些分支多与经济作物相关,涉及蚕桑、棉花、茶叶、苎麻、甘蔗、果树、蔬菜甚至花卉、药材和经济林木等多种门类。
当这些产品的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同时在产地周围存在着必不可少的市场时,生产者不再为自身的消费而生产,而是通过把产品投入市场,换成货币,来补偿其生产成本和活劳动的消耗。
在宋代,已有不少桑农、茶农、果农、蔗农、菜农从单一的粮食种植业中分离出来,开始了自己独立发展的进程。
以蚕桑和茶叶为例,两浙地区约在北宋中叶发明了先进的桑树嫁接技术,引发了桑树栽培史上的一场革命,[13]极大地推动了太湖流域蚕桑业的发展。
宋人谈钥在《嘉泰吴兴志》中介绍了湖州一带种植桑业的兴旺景象,说:
湖州“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室有蚕至数百箔,兼工机织。
”又说:
“今乡土所种,有青桑、白桑、黄藤桑、鸡桑,富家有种数十亩者。
糜桑,山桑也,生于野。
”[l4](卷二○《物产》)据南宋洪迈记述,湖州某些村落,已不乏“递年以桑蚕为业”[15](卷一五《朱氏蚕异》)的农户。
据程俱所言,秀州以及“杭、湖等州属县,多以蚕桑为业”。
[16](卷三七《乞免秀州和买绢奏狀》)据原籍湖州、又在越州做过通判的施宿说,越州剡县(后改嵊县)的“商人贩妇,往往竞取”,本地机户所织的“强口布”,“与吴人为市”。
[17](卷一七《布帛》)而绍兴地区更是“习俗务农桑,事机织”。
[18](卷二○《越秀图序》)
再看茶叶。
产茶之地几乎全在江南丘陵地区。
茶叶种植自唐代兴起,至宋代已遍及南方97个州郡,北宋中叶产茶在五六千万斤左右,南宋增至一亿斤上下。
以每斤均价30文计,产值达200万一300万贯铜钱,折合米约200万—300万石,相当于北宋漕粮总量的1/3到1/2。
[19](233-235)可见茶叶已与谷帛为伍,成为市场上又一主要商品。
更为关键的是,有相当一部分茶园种植者从粮食种植业中分离出来了。
北宋吕陶以其亲见亲闻向神宗皇帝报告说:
“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税赋一例折科,役钱一例均出。
自来采茶货卖,以充衣食。
”[20](卷一《奏具置场买茶旋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吕陶还寄茶给宋君仪,宋以诗谢吕,吕和诗称:
“九峰之民多种茶,山村栉比千万家。
朝脯伏腊皆仰此,累岁凭恃为生涯。
”[20](卷三一《以茶寄宋君仪有诗见答和之》)这些记载说明,宋代茶农与前述蚕桑户一样,以生产茶叶作为自家生活的基本来源,他们从事的已是商品性生产,因此茶叶种植业也已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一个独立分支了。
明清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种类、规模和地域都有明显扩大。
特别是美洲的烟草、花生、向日葵等经济作物先后传入我国,由于是制烟业、榨油业等行业的基本原料,所以其种植面积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据王社教[21](96-97、320)提供的数据,明朝初年,苏、松、常、嘉、湖五府的水稻种植面积约占总耕地面积的85%,到明代后期下降到66%,考虑到还存在豆、麦等其它粮食作物,以棉花为主的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估计达到三四成。
而据l920年代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对吴兴县(即湖州的归安、乌程二县)之调查,平均每户农民使用各种田地9.78亩,其中稻田为6.61亩,桑地为2.78亩。
[22](103)桑地尽管只有粮田面积的一半,却提供了农户一年生计之半。
明人徐献忠述及湖州一带农村经济,即谓“田中所入蚕桑各具半年之资。
”[23](卷一二《风土》)而当地从事非农产业的人,亦占半数左右。
如清人邢辅说:
“十人之中,农民仅居其五,而士贾与异端游惰之民以及异端之工贾,亦居其五。
”[24](卷七《生财裕饷第一疏》)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中叶仍无多大改变。
据《浙江省蚕业改进所1950年春蚕工作总结报告》,当年蚕丝收入在主要蚕区尚占农民经济收入3/10左右,较战前(1936年)约减少2/3。
②照此估算,1930年代浙江蚕区农民蚕丝收入亦接近全年收入的一半左右。
可见,江南农民通过经济作物的种植的确提高了收入水平,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也随之水涨船高了。
到清中叶鸦片战争前夕,按吴承明的估计,粮食的流通量约有245亿斤,占总产量的l0.5%,而棉布的商品量约为31000万匹,占产量的52.8%。
[25](17)依据吴柏均对无锡区域经济所作的研究,无锡蚕桑业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兴起,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已有2/3以上的农户从事植桑养蚕,突破了原先以粮食为主体的单一种植结构。
与此同时,缫丝、花边、砖坯、草席、打制铁器等也已成为农户的经常性生产项目。
这些非农产业成为农村中的重要生产部门,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产值已占农业总产值的60%以上,说明农村的土地、劳力、资本等重要经济资源得到重新配置,大大提高了当地经济成长率。
[26](235-242)这种情况在长江三角洲的许多城镇及其周围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宋以降江南农村经济已经演变为农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业在内的一个有机体系。
这个生产体系中,非农产值逐步赶上或超过原来的农业产值,农民的非农收入已有显著增长。
这是传统经济结构在商品经济兴起后发生的第一个重大变化。
特征之二:
江南市镇兴起、市镇网络形成
城市化进程以市镇为据点不断加速宋代城市的繁荣和乡村市镇的兴起给中外学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早在1972年,美国学者马润潮即指出:
“宋代时期以快速的经济成长与商业发展而著名,此期间商业力量的兴盛使其将城市的性质作显著的改观,其改变之大,致使城市除了作为行政所在地之外均达到中国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商业化。
”[27]都市化进程的基础当然是粮食剩余率的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的改变,特别是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为城镇手工业提供日益丰富的各种原料;其次是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为都市化进程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活力;第三是乡村地区大批镇市的兴起,这些基层市场作为城乡产品交换的渠道,为城镇经济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粮食、商品和时时扩大的市场;另外,日趋改善和扩大的交通网络,则像血管一样,为都市化进程输送着必不可少的物质养料。
宋以降江南镇市的兴起,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经济中商品经济成分不断增长这一重要历史事实,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前面提到的刘石吉通过整理地方志资料,指出宋代至明中叶是乡村市镇的萌芽和形成期,l6世纪以后加速发展,在明正德(1506—1521)、万历f1573—1620)至清乾隆(1136—1795)年问市镇数量增加一倍以上,尤其是l9世纪中叶以后,市镇进入快速成长的鼎盛时代,而长三角和杭州湾附近地区则最为明显。
[8](156-157)
其实,宋代,特别是南宋,市镇网络已经形成,至少从太湖流域来看是这样。
1989年,傅宗文即有《宋代草市镇研究》[28]一书问世。
此前,李春棠已指出,南宋疆域缩小,但仍有l280个镇和4000个集市。
[29]陈国灿亦认为,市镇发展史的第一个高潮是在南宋时期形成的,而地处浙北平原和浙东沿海的临安、嘉兴、湖州、绍兴、庆元、台州、温州等地“无疑属于市镇密集地带”。
[30](174-l75)如此众多的市镇已经可以按其功能区分出不同的类型,如环城卫星市镇、生产型市镇、交通枢纽型市镇、港口型市镇和乡村墟市等。
若就改变农村传统经济结构而言,其中的生产型、交通枢纽型和港15型市镇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
浙东金华“县治城中,民以织作为生,号称衣被天下。
”[31](卷五一《先考行状》)可视为纺织市镇。
江西铅山场、广东岑水场,宋代常有十余万矿冶工匠聚集于此,这是矿冶城镇。
至于以制陶名世的江西景德镇,宋代即有瓷窑300座,陶工数千人。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专业化倾向愈发明显,其中颇多生产型市镇。
樊树志指出,明清时期江南市镇中数量最多的是丝绸和棉纺等纺织业市镇,丝业市镇如南浔、乌青、菱湖、震泽等镇,绸业市镇如濮院、盛泽、双林、王江泾等镇,棉业市镇如新泾、鹤王市、七宝等镇,布业市镇如南翔、罗店、朱家角、朱泾、枫泾等镇。
粮食业市镇有枫桥市、平望、长安、临平、硖石等镇。
此外,还有不少盐业、榨油业、笔业、冶业、窑业、渔业、编织业、竹木业、刺绣业、烟业、制车业、造船业、海运业等市镇。
其中多数具有生产型市镇的特征,只是程度有强有弱而已。
③
值得注意的是,自宋以降的千余年间,江南地区的市镇数量和密集度均大大超过华北地区。
这既是江南与华北这两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不同所致,也反映出这两大区域在经济类型和发展路向上已经发生分野,即华北更多地保留着旧有的自然经济气息,不少地区仍停留在封闭的内向型经济体系之内;而江南则显现出浓烈的商业经济氛围,开始具有某种程度的开放的外向型经济特征。
民国时期的市镇,根据单强的统计,包括镇江、常州、无锡、上海、嘉兴、湖州及南京、杭州一部的地区,共41县,面积49741平方公里,约l940万人口。
[32](107)据刘石吉“明清两代江南市镇统计表”,农村乡镇有l383个,其中松江303个,常州253个,苏州206个,太仓l93个,杭州l45个,江宁83个,嘉兴78个,镇江65个,湖州57个。
[8](142-149)平均每千平方公里有乡镇27.8个,约36平方公里就有一座乡镇,乡镇间距为6公里。
而据丛翰香统计,华北冀鲁豫平原民国时期共349县,面积为434577平方公里,人口6266万,主要集镇有2248个。
[33](123)平均每千平方公里有集镇5.2个,每193平方公里有一座集镇,集镇间距为14.5公里。
据此,可制表如下。
单强认为,“若就乡镇的贸易区域而言,华北是江南的5倍。
相反,若就乡镇密度而论,江南则是华北的5.3倍。
”在一镇的贸易区内,江南有14040人,华北有27792人,华北为江南的2倍。
以需求极限的原则衡量,江南居民的平均购买力高于华北。
[34]
此前慈鸿飞亦作过类似的分析。
他选择晚清民国时期河北16县和苏南24县作比较,因为苏南“代表了中国集镇发展的最高水平”;而河北则在经济发展水准和地域上更能代表山西、河南、陕西等地。
阁河北资料为慈氏自己搜集,江南资料则借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l30—134页、141—150页提供的资料。
慈鸿飞与单强这两项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就是江南城镇密度亦即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华北地区。
在近代中国“集镇经济是介于传统经济部分与现代经济部分之间二元经济混合体”,“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集镇经济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35]我们只要看看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壮大,以及在其带动下小城镇的快速发展,就可以知道市镇经济在社会转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它们在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了。
需要强调的是,宋元明清时期的农村集镇当然还没有现代工业企业,所以不能和改革开放后的新兴小城镇简单类比。
在现代工业兴起之前,作为“生存于农村经济上面”的市镇,其全部活力来自于周围农村经济。
然而,正是江南农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这些市镇作为新型的工商业据点,散布在广袤的乡村地区。
各式工匠的手工业生产与商业贸易一道,构成了此类镇市经济的主要成分;镇市周围的农业生产(包括粮食和经济作物)和手工业生产,是市镇赖以生长的土壤;交汇于镇市的水陆交通,则是为镇市输送养料的孔道。
因此,这种市镇经济既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的必要补充。
其重要意义在于,乡村地区的自然经济体系通过数千墟集市镇而与以城市为基地的交换经济发生日趋广泛而又频繁的联系;与此同时商品交换关系通过遍布各地的基层市场,更加深入而持续地侵蚀自然经济的封闭体系,从而为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开更为宽阔的道路。
特别是江南太湖流域的市镇分布更为密集,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市镇网络。
这个新型的网络体系以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集散为自己的独具功能,不仅沟通了本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流,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地方性区域市场,而且沟通了本地区与外地(如闽广、两淮以及京畿等地区)的商品交换,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把当地经济纳入了全国性市场网络之中,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如果考虑到此期间海外贸易的拉动作用,则可以认为江南区域经济确有某些外向型经济的特征。
特征之三:
早期工业化进程开始启动,经济成长方式从传统的“广泛型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
所谓早期工业化,亦称“原始工业化”,按照美国学者门德尔斯(FranklinF.Mendels)的定义,指的是“传统组织的、为市场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
[36]欧洲和北美的经济史家发现,早在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分布在城市以及乡村地区小型、分散的工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种作用集中表现在从资金、企业主、工人、技术乃至市场方面,为其后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
因为正是在原始工业化进程中资本逐步增值,企业主开始成长,雇佣工人日渐增多,机械使用不断推广,市场赖以扩展,雇佣关系、包买制等惯例随之渗透到经济生活中去,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重要特征日渐凸显出来。
十几年前我曾有专文论及早期工业化进程在宋代的启动问题。
[37]近因看到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1]一书,极富启发,故在拙著《南宋手工业史》[38]中再次申述自己对早期工业化的相关认识。
正是在宋代,煤炭采掘业正式进入规模作业时代,并在冶铁、铸钱、制陶等部门中作为新型能源大显身手。
铁的产量每年达到7.5万一l5万吨,这个数字是164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产量(3万吨)的2.5—5倍,并且可以和18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罗斯)的总产量l4.5万一l8万吨相比拟。
[391在煤铁革命的推动下,宋代手工业部门获得很大发展,各种技术革新层出不穷,例如矿冶业中“灌钢法”的推广和胆铜法(水法冶金术)的发明,造船业中干船坞的发明和航海罗盘的广泛使用,井盐业中借用钢制“圜刃”开凿深口窄井之技术的开创,纺织业中脚踏纺车的推广和水转大纺车的创制,印刷业中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兵器制造业中火药武器的发明和运用等。
可以说,宋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成果最丰、进展最速、对后世影响也最大的一个时期。
如果说人口的增长(北宋后期已迈上1亿台阶)、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以一年两熟的复种制和商品性农业为标志)为早期工业化提供了基础性前提,那么日新月异的科技成果则是手工业快速成长的内在动力。
当然,由于早期工业化的一个本质特征是“为市场而生产”,因此宋代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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