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言意观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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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言意观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
庄子言意观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
【摘要】先秦哲学史上,庄子深入探讨语言与意义的矛盾,提出“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的观点。
庄子的言意观凭藉魏晋玄学为桥梁,与文学思想相接触,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学“意在言外”的含蓄传统,为中国古代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庄子言不尽意得意忘言魏晋玄学意在言外意境说
一
言意之辨是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
在先秦哲学史上,深入探讨语言和意义的矛盾之人是庄子。
庄子的言意观主要集中于《外篇》的《天道》、《秋水》和《杂篇》的《外物》。
1
这几篇是否出于庄子本人,学界存有争议。
如王夫之认为《内篇》出于庄子原著,《外篇》出于庄子的门徒后学,《杂篇》中的《寓言》、《天下》是全书的序例。
2冯友兰以为庄子所以为庄子者,突出表现在《消遥游》和《齐物论》两篇。
3尽管各家对于《庄子》中《内篇》、《外篇》与《杂篇》意见不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其作为整个庄子学派来研究,因为先秦时期并没有我们今天的私有著作权观念。
4
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先将《庄子》书中相关的言论备引如下——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
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
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
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
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
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
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
桓公读书于堂上。
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
“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
”公曰:
“圣人之言也。
”曰:
“圣人在乎?
”公曰:
“已死矣。
”曰:
“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桓公曰:
“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
有说则可,无说则死。
”轮扁曰:
“臣也以臣之事观之。
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
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
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
——《庄子•天道》
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庄子•秋水》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庄子•外物》
据“轮扁”节,我们知道此前的老子也说过类似的话。
《老子》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又《老子》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但是老子说得过于简单,未能深入讨论语言与意义的矛盾。
先秦时的另一部古书《周易》也接触到这个问题,《周易•系辞传》曰: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
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
”然则儒家系统的《周易》仍然强调立象尽意,系辞尽言,即语言可以穷尽意义。
这就与庄子的意思迥异。
约而言之,轮扁一节可用“言不尽意”以总括。
庄子认为,语言贵在意义,而“意有所随”,即言外之意,这是无法用语言传达的。
但是世人却以书中的片言只语、形色名声为贵,这就“贵非其贵”了。
轮扁根据自己的纯粹经验,认为桓公所读之书为糟粕。
他体悟到的斫轮规律,得于心且应于手,但却无法告诉自己的儿子,就像古人无法在书中真正传达自己的思想一样。
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语言的苍白无力。
王夫之评论道:
“极有为者之所为,仁义而已。
乃其所为仁义者,岂果有以自信而审其无假哉?
读书而闻有仁,则以为仁;读书而闻有义,则以为义。
不知古之为此言者,适乎时,因乎化,而非其必然之情也。
窃其所言以自贵,而挠万物之情,此儒墨之所以多为多败,而撄人之心也。
其无独见而唯人言之从也,曰道谀。
其有人之有而自忘也,曰贼心。
”5王夫之认为古人所说的仁与义,都只是为了适应具体的时代和变化而发的,所谓对症下药、因病而发罢了,并非“必然之情”,后人片面拘守,窃以自贵,遂致愈骛愈远。
那么,“言不尽意”的根源何在?
冯契认为庄子对逻辑思维提出了三点责难,第一,抽象的名言不能把握具体的事物;第二,静止的概念无法表达变化;第三,有限的概念不能表达无限。
6我们知道,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思维和交流思想的工具。
黑格尔说:
“语言在本质上只是表示那一般的普遍观念;而人们所指谓的东西却是特殊者、个别者。
因此人们对于自己所指谓的东西,是不能在语言中来说的。
”7本质上思维是一种否定性行为,我们用语言概括事物,必然舍弃许多相关的细节、关系、过程与趋势。
好比我们说“花真美!
”,我们其实忽略了天气与周围的环境,花的姿态、颜色,甚至赏花时的心境,我们是在说“这朵”花真美。
我们说“善恶”,是因为我们心中隐含了善恶的标准,我们是用这一标准去进行衡量褒贬。
假如没有这个标准,就无所谓善恶了。
因此,语言很难表达我们心中的微妙意思,有限的语言无法穷尽无限的意思。
据“精粗”节,我们知道庄子讨论言与意的目的是为了阐明他的“道”。
王先谦曰:
曰粗,则犹可以言论;曰精,则犹可以意致;不期于精粗者,在意言之表,即道妙也。
8这里构成了“言、意、道”的三者关系:
言不尽意,道在言意之外。
既然言不尽意,道在言意之外,缘何《庄子》一书洋洋洒洒十万余言?
尽管庄子认识到语言的局限性,但他并没有简单的加以否定,而是充分调动语言的潜力,进而提出了寓言、重言、卮言的概念。
《庄子·寓言》曰: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是寄托寓意的言论,占书中比例十分之九;重言是借重先哲时贤的言论,占十分之七。
9庄子这样解释卮言:
“言无言,终身言,未尝不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
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
恶乎然?
然于然。
恶乎不然?
不然于不然。
恶乎可?
可于可。
恶乎不可?
不可于不可。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卮言说到底就是“无言”,因为无言,所以全面而完整,可以可,也可以不可,可以然,也可以不然,这样就可以泯灭是非,庄子终于掉入相对主义的泥潭了。
10
一方面强调“言不尽意”,一方面寓言、重言、卮言十万余言,看似矛盾,其实不然。
庄子还有一个支点,那就是“得意忘言”。
据“荃蹄”节,荃、蹄是用来捕鱼、兔的,得鱼应忘荃,得兔应忘蹄。
语言是用来达意的,得意应忘言。
言是桥梁,是工具,是手段;意是归宿,是结果,是目的。
庄子提醒我们过了河,就要拆桥,不要混淆了工具和结果,手段和目的。
手段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再完美的手段终究还是手段,它不能也无法取代目的。
是目的决定手段,而不是手段决定目的。
是故“庄子之书,一荃蹄耳”,“道惟无体,故寓庸而适于是非;则一落语言文字,而早已与道不相肖。
故于此发明其终日言而未尝言之旨,使人不泥其迹,而一以天均遇之,以此读内篇,而得鱼兔以忘荃蹄,勿惊其为河汉也。
”11不难理解,庄子的寓言、重言与卮言,不过是荃蹄工具而已,即以《庄子》全书而论,也是达道的荃蹄。
二
庄子的“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仍然是在哲学领域的思辩,还没有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文论,经历了两汉的经学时代,终于等到了魏晋玄学。
魏晋时期言意之辨成为一热门话题。
在当时有三种流行的意见:
言尽意论,以欧阳建为代表;言不尽意论,以荀粲为代表;得意忘言论,以王弼为代表。
三派观点这里不详加评述,总之在当时是影响极大的思潮。
《世说新语·文学》曰:
“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
”汤用彤曰:
“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
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
”这种新眼光、新方法,又以王弼的得意忘言说用之极广:
一,施于经籍注释;二,深契玄学宗旨;三,会通儒道二家;四,影响名士立身。
“读书须视玄理之所在,不必拘于文句。
行事当求风神之萧朗,不必泥于形迹。
”12魏晋风度的形成与此不无关系。
随着言意之辨的热烈讨论,玄学的盛行解放了人的思想与个性,迎来了中国文学的“自觉”的时代。
最早将言意关系引入文学领域的是陆机,在玄学时代陆机第一个援老庄思想进入文学创作理论。
他这样叙述创作《文赋》的缘起: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
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
妍媸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
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
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
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
”陆机所说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揭示了言、意、物的永恒矛盾。
创作时心中的意义难以与外物相称,而语言文字又难以穷尽心中的意义。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继续讨论言意问题:
“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
何则?
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
”黄侃评曰:
“半折心始者,犹言仅乃得半耳。
寻思与文不能相傅,由于思多变状,文有定形;加以妍文常迟,驰思常速,以迟追速,则文歉于意,以常驭变,则思溢于文。
陆士衡云:
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
与彦和之言若重规叠矩矣。
”13内在的意义在没有形诸文字之前可以想象得很美好奇特,而语言却是具体的、物质的,它注重实在所以难以巧妙。
文论家们讨论的言意矛盾,基本上仍是沿着玄学家的思路,发挥“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说法。
锺嵘《诗品》曰:
“言有尽而意有余。
”皎然《诗式·重意诗例》曰:
“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
”司空图《诗品•含蓄》曰: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语曰:
“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曰:
“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刘熙载《艺概》曰:
“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
‘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
”“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由单纯的哲学讨论演变为美学上的自觉追求。
仔细体会文论家们的言论,可以发现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
作为作者,就要充分利用语言和意义之间的空间感、距离感,利用语言的模糊性、歧义性、隐喻性、象征性、暗示性和意向性,以少胜多,以一当十,以有限表示无限,寓全于不全之中,寓有于无之中,通过具有无限包孕性的诗歌意象,来突破现实语言的樊篱。
我们以陶渊明《饮酒》(其五)为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萧统《陶渊明集序》曰:
“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却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
”诗名饮酒,篇中全无一字着于酒上,陶潜亦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亦借酒发抒个人怀抱,表达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当他感觉到自然中蕴涵着生活本真时,想要言说,却觉得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那种感受,无法将那转瞬即逝的“永恒”驻留于永恒之中?
然而陶潜的不说,分明胜过喋喋不休的言说,不说就是说,此时无声胜有声。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陶潜的暗示领悟他向往的境界。
作为读者(接受者),就要诉诸自己的直觉、本能、体悟、想象和情感体验,追求一种心理上的感知——期望、失望、追求和重建,体味作者构建的“景外之景”、“象外之象”(司空图《与极浦书》)、“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
同样是王夫之,强调“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14,充分肯定了接受者在欣赏过程中的能动作用。
我们以郑谷《淮上与友人别》为例:
“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
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
”宋贺子翼《诗筏》曰:
“诗有极寻常语,以作发句无味,倒用作结方妙者。
如郑谷《淮上别故人》诗云:
‘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数声羌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
’盖题中正意,只‘君向潇湘我向秦’七字而已。
若开头便说,则浅直无味;此却倒用作结,悠然情深,令读者低徊流连,觉尚有数十句在后未竟者。
”15如此美丽的春天,诗人却满怀愁绪,篇末读者本以为诗人会一诉衷曲,孰料诗人反以“君向潇湘我向秦”结篇。
读者的期待落空,觉得后面还有千言万语没有说,自然会想象路上的山长水阔艰难险阻,家乡的遥遥无及午夜梦回,友人的思念牵挂殷殷期盼,未来的迷惘无助他生未卜。
在读者的重构下,诗意得意补全。
三
言意之辨不独影响古代文论,还波及艺术领域。
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曰:
“予尝论书,以谓锺(繇)、王(羲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划之外。
”16沈括《梦溪笔谈•书画》曰:
“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
世之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
如彦远《画评》言:
‘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
’余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其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
谢赫云:
‘卫协之画,虽不该备形妙,而有气韵,凌跨群雄,旷代绝笔。
’又欧文忠《盘车图》诗云:
‘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
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
’此真为识画也。
”17
言意之辨,施于乐,就是求其弦外之音;施于画,就是求其笔墨之外;施于字,就是求其字外之奇;施于文,就是求其言外之意。
王国维曰:
“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18庄子的言意之辨,由陆机而刘勰,而司空图,而严羽,而王士禛,而王国维,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学“意在言外”的含蓄传统,为中国古代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规范了中国古人的审美思维。
哲学是对文化的反思和理解,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脊梁。
我们的时代纷繁而忙碌,幸好,我们的民族还有庄子,他引导我们体验一种人生境界,一种不拘小节得意忘言的艺术境界。
那就是魏晋风度,我们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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