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与文献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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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与文献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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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与文献二
史学与文献
(二)
二、古代文献与历史典籍
反映中华古代文明的中国古代文献,通常是指1911年以前历代的刻本、写本、稿本、拓本等,一般也称为古籍。
中国的古代文献,浩如烟海。
其数量之多,至今也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
据有关专家估计,不少于8万种,也有估计为15万种左右的。
下面,先论述古代文献的概貌,然后再考察历史典籍。
古代文献的分类
中国古代,适应图书的日益繁富,产生了一套根据学术渊源、着述流别的图书分类法,逐渐形成为专门之学――目录学。
1、《七略》到“四部”
中国目录学的源流,一般都从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算起。
汉成帝河平三年,以图书散亡,召刘向等校理各种图书。
每校一种,都着录书名和篇名,介绍作者生平及思想,辨别真伪,评说价值,写成叙录,上奏皇帝。
后来这些叙录汇集一起,称为《别录》。
刘向死后,哀帝命刘向子刘歆续其父业。
刘歆综合群书编成《七略》,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着录图书约13000卷。
其中,辑略是综述学术源流的绪论,另外六略才是分类目录。
《汉书·艺文志》“删其要”,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献目录。
其类目
六艺略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诸子略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
诗赋略屈原赋等25家、陆贾赋等21家、孙卿赋等25家、杂赋12家、歌诗28家
兵书略权谋、形势、阴阳、技巧
数术略天文、历谱、五行、耆龟、杂占、形法
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魏晋之际,图书分类有了新的发展。
三国魏秘书郎郑默根据皇家藏书编成《中经》,因已亡佚,分类不详。
西晋武帝时,秘书监荀冒力因《中经》另编《中经新簿》,分群书为四部
甲部六艺及小学等书
乙部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
丙部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
丁部诗赋、图赞、汲冢书
这表明,从魏晋开始,图书分类体系出现重大变革。
东晋初,着作郎李充整理图书,“以类相从,分为四部”,编成《晋元帝书目》,“秘阁以为永制”。
与《中经新簿》不同的是,它换其乙、丙,“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1]。
这是最早以经、史、子、集顺序排列的图书四分法,但四部名称仍是甲、乙、丙、丁。
南北朝期间,图书分类大体是四分与七分两个系统并存。
官府藏书分类,基本采用四分,多沿袭《晋元帝书目》;私人藏书分类,大抵七分。
七分图书目录,以南朝宋王俭《七志》和梁阮孝绪《七录》为代表。
王俭《七志》为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佛经、道书附见,实为九类。
阮孝绪《七录》为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技术录、佛录、道录,前四录实际也是经、史、子、集的排列顺序。
唐初,魏征在高祖、太宗两次大规模搜集、整理图书的过程中,主持编制了流传至今的皇家藏书目录――《隋书·经籍志》4卷,把图书分类的方法和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确定了中国文献四方法的主导地位。
《隋书·经籍志》第一次正式用经、史、子、集给四部命名,逐渐取代了甲、乙、丙、丁的名称。
每部又分若干类,共40类
经部10类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图纬、小学
史部13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
子部14类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
集部3类楚辞、别集、总集
道经
佛经
这一分类方法,基本为此后1300年各代官修书目所沿用。
清修《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也是以此为基础进行增益的。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的着录,大体反映了我国古代文献发展的脉络。
2、经、史、子、集述评
经部述评
经部的形成,是中国封建社会尊崇儒术的产物。
本来,这类图书仅仅是一批古代文献。
相传孔子收集鲁、周、宋、杞等国文献,整理出六部书,即所谓“丘治《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
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反映在学术上是百家争鸣,没有哪一种学说在社会上占绝对的统治定位。
秦始皇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但在思想上未成一统。
汉武帝时,政治上中央集权,思想上开始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思想长期一统于儒的局面。
“六经”因此被列居古代文献之首。
当时以通行文字隶书书写的传世“五经”,后来称为“今文经”。
秦始皇焚书时私藏的这类书,此时陆续出世,因是用未统一文字之前的篆文书写,故称“古文经”。
文字、版本的区别,因门户之见,渐渐成为水火不相容的两个对立学派。
今文经学派尊奉孔子,盛于西汉,至西晋末走向衰落。
古文经学派崇奉周公,始盛于东汉后期,其后2000年基本处于优势地位。
“六经”排列顺序,两派也有争论。
今文经学认为“六经”是孔子作以教人的,有微言大义,应按深浅程度为序,主张《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次第。
古文经学认为“六经”是周公旧典,应按时代先后为序,主张《易》、《诗》、《书》、《乐》、《春秋》的次第。
《易》本是古代占卜的书,相传有三种:
一是夏代的《易》,叫《连山》;一是商代的《易》,叫《归藏》;一是周代的《易》,叫《周易》。
各代目录中,所着《易》,实即《周易》。
其书分“辞”、“传”两部分,“辞”是释卦的文字,“传”是释辞论卦的文字。
全书多涉天地万物变化的道理,包含诸多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书》即《尙书》,指“上古的书”而言,是战国以前各个时代的官方文件汇编。
该书是“六经”中问题最多的一部,不仅有今文、古文之分,更有真、伪之别。
历代学者,分成两派,各执一端,争论不休。
清代阎若璩作《古文尙书疏证》,才算是将真伪问题搞清楚。
今文《尙书》28篇,不仅记述了当时的重要历史事件,也反映了古代的社会制度、阶级关系,还有古代天文、地理方面的重要史料。
《诗》是西周诗歌的名篇选集,选收305篇,分风、雅、颂三大类。
“风”亦称“国风”,多为民歌,反映社会风俗和民情。
“雅”为宫廷乐歌,反映部分政治情况。
“颂”是祭祀鬼神的颂词,反映其先祖的部分事迹。
《礼》包括《仪礼》、《礼记》、《周礼》,又称为“三礼”。
《仪礼》是古代礼仪汇编,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宴享等礼仪程序,从中可以了解古代亲属关系、宗法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统治者生活情况。
《礼记》是专门讨论礼制的专集。
《汉书·艺文志》称其为“七十子后学所记”。
西汉传礼儒生戴德所穿85篇称《大戴礼记》,戴圣所传49篇称《小戴礼记》。
“十三经”中的《礼记》是《小戴礼记》。
《周礼》最早称《周官》,唐代始称《周礼》。
该书主要记载古代官制,是关于春秋战国重要国家周、鲁、宋等官制的汇编。
全书六篇,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
秦以后失冬官一篇,汉河间献王以《考工记》一篇补入。
《春秋》是中国古代编年体史的雏型,因文字过于简短,缺乏对史事的完整记述,后来注家蜂起。
传《春秋》的有左氏、公羊、谷梁、邹氏、夹氏等五家。
汉代仅存“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左传》大体以《春秋》编年为据,记述这一时期的历史。
《公》、《谷》二传,专释《春秋》体例和“微言大义”。
汉代因《乐经》已亡,有《易》、《书》、《诗》、《礼》、《春秋》称为“五经”,又以《论语》、《孝经》、小学为读“五经”的基础。
唐初,颜师古考订“五经”文字,形成“五经”定本;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成为官方权威解释。
同时,将《易》、《诗》、《书》、“三礼”、“三传”合称“九经”。
唐文宗时,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刻于国子学。
宋代,增列《孟子》于经部,是为“十三经”。
由于经学的新变化,至南宋,朱熹极力推崇《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认为是经典基础,为学之本,并亲自作注,称为《四书集注》。
由此,经部中又出现了一个“四书”的名目。
如果说中国古代文献中经部的基本着作是“十三经”的话,那么注释、发挥它们的着述则多如牛毛。
以《论语》而言,它是后来才列入“经典”的,又不是“经典”中的一流论着,注释、发挥它的书竟达3000多种。
这种奇特的现象,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
这正是思想一统后的墨守成规和对学术思想限制的必然结果。
它使思想理论难以获得新的发展,使学术研究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
随着这种书籍的繁多,注释、发挥经典的体裁也是五花八门,并在唐代以前基本齐备。
南宋光宗时,选择了有代表性的注释,合刊群经注疏,成为《十三经注疏》。
此后500多年,就连注释、发挥“十三经”有成就的着述也几乎绝迹,更加表明思想一统带来的僵化的趋势。
清代考据之学兴盛,经部书是其研治群经之作,名为《皇清经解》。
光绪时,王先谦又补刻了《皇清经解续编》。
经部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主体,不乏糟粕。
但其中又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材料,为我们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哲学、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历史学者对经部书的研治,多少也反映了各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状况,同样提供了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有用材料。
我们应当以严肃认真、科学客观的态度,进行切实的批判总结。
关于史部书,第一节已叙其形式多样,后面还将着重考察史籍的基本系列,此处从略。
子部述评
子部书,起初是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之作。
当时,儒家仅是诸子中的一家。
汉武帝搞“独尊儒术”以后,儒家重要着作被视为经典,其它各学派的代表作被降到次要地位。
但是,由于先秦诸子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陆续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他们纷纷阐述各自的种种主张,以应社会变革之需,因而诸子学说的内容包罗广泛,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学,等等,皆有论说。
《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略”专收当时各学派的论着,共九家,反映东汉以前诸子学说“各推所长”的情况以及“诸子之言”与“六艺之术”“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的关系。
东汉以后,在尊儒的一统形势下,百家之言不得发展,日渐衰落。
但科学技术并不因统治思想的一统而停止发展,反映科学技术成就的图书则在不断增多。
唐初编制《隋书·经籍志》时,认为《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略”虽为“圣人之教”,“而有所偏”,兵书、天文、历数、医方等也是“圣人之政”,只不过“所施各异”。
“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
基于这样的认识,《隋书·经籍志》便把《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兵书、术数、方技四略一并归入了子部。
这表明唐初是将科技书与诸子书等同看待的,因而扩大了子部着录的范围。
概括地讲,子部14家,儒家“纪仁义教化”,道家“纪清净无为”,法家“纪刑法典制”,名家“纪循名责实”,墨家“纪强本节用”,纵横家“纪辩说诡诈”,杂家“纪兼叙众说”,农家“纪播植种艺”,小说家“纪刍辞舆诵”,兵家“纪权谋制度”,天文“纪星辰象纬”,历数“纪推步气朔”,五行“纪卜筮占候”,医方“纪药饵针灸”。
其后,一方面随着集权政治的强化、思想控制的严密,非儒学派或被视为“离经叛道、颠倒是非”,或被指为“怀诈狭私,荧惑视听”,都要遭到严厉的“掊击”、“屏斥”。
另方面,又认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科学技术长期不受重视,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
鉴于此二者,凡是君子所不为的经、史、集三部之外的书,都纳入子部。
因此,子部书在四部中最为庞杂。
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对此有一番理论论述,并调整了排列顺序,以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术数、艺术二家“皆小道之可观者”,谱录、杂家、类书、小说“皆劳资参考者”,释家、道家二氏为“外学”。
同时强调,“儒家尚矣”,其它各家“皆儒之失其本原者各以私智变为杂学而已”。
对于子部书的研究,在四部中可谓最薄弱了,同经部的情况出现强烈的反差,这很值得深思和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集部述评
不少学者认为集部主要是文学方面的书籍,似有绝对化之嫌。
最初,《七略》有“诗赋略”专收诗赋,可以说是文学性质的。
南朝梁阮孝绪《七录》有文集录,分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部,图书分类中文集之名始于此。
《隋书·经籍志》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三类,略去杂文一类。
大约自东晋始,集部书已不再单单是文学作品,而是带汇集性、综合性的个人作品和诸家作品。
按传统说法,中国古代文学有两大源头,一是《诗》,二是楚辞。
《诗》被列入经部,剩下只有楚辞。
楚辞作为春秋战国时代楚国文学,到西汉不少文人写下类似作品,楚辞便成为全国性的文学。
刘向辑录屈原至西汉诸家的这类作品,为《楚辞》16篇。
东汉王逸在刘向《楚辞》基础上加进他本人和班固的作品,编成了《楚辞章句》,逐篇注释。
宋洪兴祖又撰《楚辞补注》,在王逸基础上一一疏通证明,补注于其后,并多阐发,“于楚辞诸注之中,特为善本”。
朱熹认为王、洪二家均详于训诂,未得意旨,特着意阐发意旨,这与理学家注经的精神是一致的。
别集,指个人作品的综合集。
《隋书·经籍志》认为“别集,盖汉东京之所创”。
《四库全书总目》同意此说,亦认为“集始于东汉”。
章学诚则以东汉“文集之名犹未立”,“实仿于晋代”。
别集的编辑,有自编、门人后学编及后人、亲朋编。
一般说来,自编较之他人所编谨严。
自编别集始于六朝,唐末已有专集刊版印行。
其编辑方法,有依体裁分为前集、后集的,又有依精粗分为正集、外集的,也有依多少分为全集、选集的,等等。
一集中还有内、外,正、续等编排方法。
至于别集取名,章学诚也有过评论:
“人心好异而竞为标题”,“巧立名目,横分字号”,“遂使一人诗文,集名无数”。
总集,指诸家作品的综合集。
作为文学总集,起源很早。
《诗》、王逸所辑《楚辞》,便是古代诗歌、楚辞一体的总集。
就各体综合性总集而言,《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都以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为始。
《文章流别集》分体选集古今文章,并按篇论其优缺点。
其书今已不传。
现存最早的总集,便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又称《昭明文选》。
萧统所选,上起周代,下至梁朝,“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10]者,即收录的是艺术构思深沉、文章词藻华丽的文学作品。
全书分文体为38类。
《文选》一书对于后世颇有影响,研究它、注释它的书很多,差不多形成专门的“文选学”。
后世编纂历代文章或一代文章总集,大都参照、继承《文选》的体例。
清康熙时吴楚材、吴调侯所编《古文观止》,也是一部有影响的总集。
这种选收文章偏重于文采的做法,在南宋理学盛行的形势下,发生了变化。
理学家真德秀编选的《文章正宗》,“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旨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而不录”[11]。
显然,这是有意识与《文选》对立,试图取代《文选》的地位,但“终不能强行于天下”。
集部书数量多,内容丰富,绝不可理解为文学作品。
不少集部着录的诗、文,都含有经、史、子的内容。
章学诚认为在是“学不专家”的结果,“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辩。
后世之文集,含经义与传记、论辩之三体”[12]。
所谓“学不专家”,反映学术的研究深入、范围扩大,是学科交叉发展的必然结果。
因此,别集、总集在文学研究之外,越来越受到哲学、思想、社会、历史等研究的重视。
文艺理论,如诗文评论及词曲之论等,也在集部,这主要属文学范畴。
但自宋代以来,及至明清长足发展的话本、章回小说,在各官方图书目录中均不见着录,这也是中国目录学和古代书史上的一件怪事。
史籍的基本系列
中国古代的史籍,最初隶于经典。
刘知几所讲“六家”中的《尙书》、《国语》、《春秋》及《左传》四家,历来都属于经部。
就是《史记》,在《汉书·艺文志》中也为“六艺略”下“春秋家”之属。
此时,“春秋家”中的史籍仅9部,为整个图书的%。
经东汉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史籍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
东汉时期,史籍约占图书总数1/4。
三国时期,超过1/4。
[13]两晋时期,史籍已占图书总数的1/3。
[14]《隋书·经籍志》中,史籍卷数已超过四部总卷数的1/3。
不仅数量剧增,形式也日趋繁杂。
东汉一代,史籍已可分为15类。
《隋书·经籍志》史部归并为13类。
其后,经唐宋数百年,史籍明显地呈现出按类发展的趋势,形成我国古代史籍的四大基本系列。
1、“正史”与“国史”
这是反映我国古代各个朝代历史的基本史籍,或因其最能代表正统观点,或因其由官方组织编修,并经皇帝“钦定”,因而称为“正史”。
从《隋书·经籍志》开始,“正史”专指官方认定的纪传体史书。
唐代有“十三史”之说,宋代增为“十七史”,明称“二十一史”,清乾隆四十年方定《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为“二十四史”。
1921年,柯劭忞修成《新元史》,当时政府明令列为“正史”,又有“二十五史”之说。
1927年《清史稿》修成,共为“二十六史”。
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称“前四史”,在“二十四史”中具有特殊地位。
《史记》不仅创纪、表、书、世家、列传综合史体,成为中国第一部通史,开纪传体史书系列的先河,而且回答了新兴地主阶级共同关心的问题。
它把秦始皇到汉武帝的全国大一统局面反映到史学领域中来,集中体现了长期以来考察历史的优秀成果。
《汉书》继《史记》纪、表、列传,改书为志,成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适应的是“包举一代”的需要,专写一代帝王之史,深为各朝各代统治者所重视。
其“记事详赡”,十志博洽,又为古代史家所尚。
《三国志》为纪传体史书记述割据政权历史创出新法,但也为各政权鼎革之际的“禅让”找到“回护之法”,成为后世各史效法的程式。
《后汉书》突出忠义和类传的增多,更为其后各史所承袭。
经《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纪传体断代史编纂日趋完备,思想愈益正统,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史籍中最主要的形式。
南北朝时期,修史开始受到政治力量的干预,诏修、监修的情况相继出现。
沈约《宋书》奉诏修撰,主要依据刘宋史官旧作。
萧子显《南齐书》是启准而修,亦以南齐史官旧作为据。
魏收《魏书》更是奉命修撰,并有宗室总监。
这几部纪传体断代史,为“正史”独尊地位的确立,又添加了砝码。
唐初所修八史,即姚思廉《梁书》、《陈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征主编《隋书》,房玄龄监修《晋书》和李延寿《南史》、《北史》,不仅使纪传体断代史的独尊地位进一步巩固,而且使“正史”的修撰走向官府化、制度化,并把中国古代史学的鉴戒功用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晋、隋二史志,还奠定了其后“正史”中志的基本规模。
五代以下,至于清初,除欧阳修《新五代史》外,“正史”的修撰逐渐程式化。
新建各个政权,都以前代政权所修《实录》、国史等基本史料为据,组织修撰前代纪传史,先后修成《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辽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等八部“正史”。
在编纂方面,体例有所发展:
恢复立表,略备大事;扩大书志,反映社会;增创类传,褒贬人物;充实本纪,新创“世纪”。
而在思想方面,则呈现出曲笔讳饰愈甚、伦理说教强化、正闰之辨突出的趋势。
欧阳修《新五代史》更是要“以治法而正乱君”,因此“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15]。
金章宗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明令削去《旧五代史》,只用《新五代史》。
所谓“国史”,是指唐代以来各封建政权所修本朝史。
其中,各代政权的国史几乎没有一部是完整的,而各朝皇帝《实录》却接续不断。
大体完整保存至今的,明代13朝皇帝《实录》约3000卷,清代12部《实录》约4400卷。
从清政府规定的《实录》记述范围看,它几乎包罗了当时所有的社会活动和所知的自然现象,成为一代帝王的史事总汇。
但由于宫廷权利之争,其中部分帝王《实录》几经修改,多与史实不符,造成“《实录》不实”,这是在使用此类史料时必须注意的。
作为历史典籍,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系列。
2、典章制度沿革
记述制度的典籍,最早可以追溯到“三礼”。
在图书分类中,出现关于典章制度的部类,当见于阮孝绪《七录》。
其“传记录”中的旧事、职官、仪典、法制四部,在《隋书·经籍志》史部则为“旧事”、“职官”、“仪注”、“刑法”四类。
所着录之书,皆为朝廷政法礼仪。
这几类书,占当时整个史籍的1/5左右。
唐前期,这四类书不仅数量剧增,在形式与内容方面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其一,增加新的专题,如“选举”。
其二,注意沿革考察,如《唐六典》总结了《周礼》以来历代官制的变化,又重点记录了唐前期的官制发展。
其三,初具总结性质,如“刑法类”的《唐律疏义》、“仪注类”的《大唐开元礼》。
另一方面,纪传体史书中的志的修撰也出现新的趋势。
唐初对于“仪注”等单项的制度书,已认为是“一时之制,非长久之道”。
同时指出,“载笔之士,删其大纲,编于史志”,又“不能尽其旨要”;而未编入史志的部分“亦多散亡”。
[16]因此,在修晋、隋二史志时,针对上述情况,做了“本末鉴明”、“惟通前后”的努力,表现出一定的“会通古今”、“观其沿革”的思想。
这两部纪传史的志,所记制度沿革,自东汉至隋末,前后衔接,对修典制史不仅提供了取材的方便,更重要的是其会通思想对后世的启示。
由单项制度考察走向综合研究,由记一朝一代典章制度向系统探索沿革演变,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成为典制史产生的学术原因。
唐玄宗之世,首先出现了刘秩《政典》。
至德宗时,杜佑以其分门不尽合理,将《政典》“取《周礼》六官所职”而为“九门”,编成《通典》200卷。
全书以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刑、兵、州郡、边防的篇第编次,自上古黄帝至于唐玄宗末,第一次明确而自觉地从经济说到典章制度,从中央政治制度叙至地方制度,再论及周边政权,突破了上千年来按六官所职认识社会结构的传统,在历史编纂学上是一大创举。
前面谈到,杜佑的旨趣是从“体要”探“政理”,以史经世。
所以,不应认为杜佑是为写典制史而纂修《通典》。
而且,书中九门,兵、州郡、边防三门,所记并非“古今制度沿革”。
通常因其所记内容基本是历代制度沿革,便称之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
元末马端临又以其“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仿其体制,编成《文献通考》348卷。
其书补唐玄宗以前事,并续至南宋宁宗末;新增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5考,记上古至南宋宁宗事,共24考。
虽通古今,但有关宋代的史实占一半以上,可补《宋史》各志之所未备。
在《通典》、《文献通考》之间,南宋初郑樵有《通志》200卷,以本纪、年谱、略、世家、列传、载记六体综述的方式改编了自《史记》以下15部“正史”,成为《史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
但全书断限混乱,纪传止于隋,礼乐刑政至于唐宋。
《略》52卷,为全书精华,“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
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5略,以往各志皆无;艺文、校雠、图谱、金石4略,乃各史“艺文志”的扩大;其它诸如天文、地理、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灾祥11略,或是对各史志的改造,或是本于《通典》。
这20略,把旧史志的范围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丰富了历史研究的课题。
鉴于此,通常称《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为“三通”。
经有明一代,王圻撰《续文献通考》254卷。
至于清初,“三通”这种新的史籍编纂形式受到高度重视,出现了官修“续三通”,即《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记事续至明末。
而后,又修成“清三通”,即《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专记清代制度,大体以乾隆五十年为下限。
“三通”、“续三通”、“清三通”,世称“九通”。
1921年,刘锦藻又完成《清朝续文献通考》,起乾隆五十一年,迄宣统三年,是为“十通”。
在《通典》问世的同时,记一代制度沿革的史籍亦萌生出来,这就是中唐苏冕《会要》40卷,叙唐高祖至代宗九朝制度沿革。
随后有《续会要》40卷,增至唐宣宗时。
北宋初年,王溥续成完整记述有唐一代制度沿革的《唐会要》100卷,“沿革损益之制,极为详核”。
同时,又有《五代会要》问世。
随即,会要的修纂便由私修转为官修,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会要所。
两宋所修《会要》,超过2000卷,前后成书10多种。
[17]经元、明两代,散失、火焚殆尽,唯以《永乐大典》所录保存于世。
清嘉庆时,徐松从《永乐大典》辑出两宋各次所修《会要》五六百卷,后经辗转整理,成为今本《宋会要辑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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