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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济历史与文化特点
田野
百济又称南扶余,是古代朝鲜半岛三国时期位于西南部的国家。
在鼎盛时期疆土涵括西朝鲜(除平安北道和平安南道)的绝大部分,最北曾到平壤。
第一部分百济历史
纵观百济历史可大致分为建国(前期);扩张(中期)及灭亡(后期)三个阶段。
一、建国阶段
关于百济建国,据传有四种说法(韩国学者普遍认为百济的始祖非沸流即温祚,其依据主要是《三国史记·百济本纪》。
中国的古书则多认为是仇台,主要依据有《周书·异域传·百济传》。
日本学者则有都慕建国之说),其中学者普遍认同的是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前18年,在辰国处于分裂状态时,朱蒙的儿子温祚王带领一批高句丽人南下到汉江盆地定居,在哪里同当地新兴封建势力结合,形成一支新的封建政治势力,建立起百济国。
(《三国史记》卷二十三《百济本纪》“温祚都河南慰礼城,以十臣做辅翼,国号十济……共臣民归于慰礼,后以来时百姓乐从,改号百济”。
)他们带来了北方先进的文化,又继承了辰国原有的文化,因而迅速发展起来。
到公元前后,百济迅速壮大,不断向南发展,占据锦江以北地区,到10年前后,又占领了马韩地区。
到公元1世纪中叶,百济成为了较大的封建国家。
二、扩张阶段
百济古尔王(234年-286年)的统治时期,百济巩固了国家的制度(高丽人南下带来了北方的先进文化,使百济建国前生产力即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百济建立了封建生产关系。
按照当时的土地制度,百济国的阶级等级大致分为贵族、封建地主阶级以及被称为“民”、“人”、“庶”、“百姓”的农民阶级)。
据《日本书纪》记载,249年,百济向东扩展到洛东江流域与伽倻相邻。
中国的史书从345年开始将百济称为国家。
据《日本书纪》记载,百济367年第一次向日本派出外交使团。
近肖古王(346年-375年)时期,百济通过与高句丽的战争向北扩展了疆土,同时向南消灭了残存的马韩部落。
近肖古王时期,百济到达其鼎盛时期,其疆土涵括了现在西朝鲜(除了平安北道和平安南道)的绝大部分。
371年,百济在平壤打败了高句丽。
在战争中,杀死了高句丽故国原太王。
这个时期百济积极地吸收了中国文化和技术。
384年,佛教成为百济的国教。
与此同时,百济也发展成为海上强国,并与日本发展了良好的关系。
中国的汉字,佛教,制陶技术和其它文化在这一时期从百济传入日本。
熊津时期
5世纪,高句丽南扩。
在高句丽的军事威胁下,百济开始丧失北方土地。
公元475年,高句丽攻下今首尔。
475-538年,百济被迫迁都于熊津(现在的公州)。
熊津位于山区,因此可以有效防卫北部来自高句丽的袭击。
不过这也切断了百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不过与慰礼城相比,熊津离新罗更近些。
高句丽的威胁,使得百济与新罗建立起了军事上的联盟。
大多数朝鲜三国的地图都将百济的疆土画成包括忠清道和全罗道。
这是百济熊津时期和泗沘时期的核心地域。
在这一时期百济还曾在中国的环渤海地区有过疆土。
泗沘时期
公元538年,百济圣王移都泗沘(现在的扶余郡),并重新巩固了皇权,把他的王国重建为一个强大的政权。
从那时起,改国号为南扶余(因为百济将扶余国当成他们的发源地)。
随着佛教在百济的发展,百济文化在泗沘时期得到蓬勃发展。
由于北部高句丽和东边新罗的威胁,百济圣王开始加强与中国的关系。
由于新国都位于锦江沿岸,这位百济与中国的交流也提供了方便。
6和7世纪,百济与中国的贸易和外交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7世纪,随着新罗的影响在朝鲜半岛南部和中部的增长,百济开始衰落。
三、灭亡阶段
公元660年,唐与新罗联合发动了对百济的攻击。
百济首都泗沘最终被攻陷。
百济被新罗吞并。
百济义慈王和儿子被流放中国。
一批百济贵族逃往日本。
百济被灭后,百济的遗民曾试图从建百济。
原百济家将军鬼室福信拥立百济王子扶余丰为王,并向日本求助。
扶余丰携5000军队从日本回百济。
663年,百济-日本联军与唐-新罗联军与在海上开战,史称“白江口之战”。
经过5次交战,百济-日本联军被战败。
扶余丰逃往高句丽。
第二部分百济文化特色
百济自前18年建国至-660年灭亡共经31位王,存670余年。
期间中国经历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各时代,日本则为古坟-飞鸟时代。
百济的文化渊远而流长,其继承了辰国的文化谱系,而且在存在的近七百年时间里,不断吸收着周边各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大陆地区的道、佛、儒家思想文化,同时由于客观的作为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的文化中转站,百济也不断吸收并改进着两国的衍生文化。
总体而言,百济的文化特色可以归为以下五点:
一、百济文化的传统行及多变性特点
百济是以王及贵族阶层为中心建立起来的。
所以文化上具有贵族文化的特点,即阶级性的特点。
这一点从百济祭天、祭祖礼中可以看到。
祭祀活动在百济作为古代重要的政治、宗教内容,《三国史记·祭祀传》中引用了许多中国文献对祭祀一事进行记述。
另外,《册府元龟》也有百济祭祀活动的记述。
其中写道百济一年分四次,每个季度都向天神和五帝之神祭祀。
从中不仅可以得知百济的祭天礼仪非常重要而且可以分析出这种频繁祭祀只有当时的贵族或贵族集团才有能力进行祭祀。
百济的祭祀虽不具有高句丽奢华、壮观的场面,但其目的明确。
它不仅能够起到将统治阶级的意志上达“天廷”,下至“百姓”的功效,而且可以进一步巩固统治者的神圣地位,使得本部族、部落、集团、国家更具有凝聚力、向心力,起到安定、团结的目的。
百济的祭祀礼(如祭始祖;新王登基即位礼;祈祷丰收的祈丰礼;祝丰收礼等)显示出百济文化所特有的一面。
这同时也为佛教顺利传入创造了先决条件(“佛教的轮回转世思想为贵族的身份特权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倍受欢迎。
因此,可以说佛教成为以王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贵族国家的思想体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百济文化具有贵族文化的某种性质,即某些文化有一部分是由站在统治阶层的那些贵族创造、发展而来。
百济属于多民族共同建立的国家。
众多民族的文化本源相对传统,这也说明很多外来文化传入后都会有一个传统性同化的过程。
以儒学为例,在传入百济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种儒学不仅囊括了古朝鲜以来的礼、义思想和中国汉代的五行思想,而且以经学思想为基础并进而向学术水平提升,并成为统治工具。
通过设立博士制度、普及经典,促进学校教育的发展等等,这些都对百济儒学政治思想的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据韩国学者申滢植的观点,将百济的入学教育分为三个阶段。
即近肖古王时期的学校教育为第一阶段,武宁王时期模仿南朝梁扩充了大学为第二阶段,圣王时代是儒学的振兴时期同时也是划分的第三个阶段。
从百济的统治方式我们可以看出百济的儒学思想其意义不单纯是要通过教育制度或经典来达到学术境界,而是要将忠、孝、仁、义上升为国家意识,成为国民行为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而这一点也说明了百济文化同时具有创造性及融合性。
二、文化发展的制约性及阶段性
百济社会不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责稽王和汾西王在与外族入侵的战争中被杀;盖卤王和圣王与高句丽、新罗的战争中战死;文周王和东城王则因为贵族间的矛盾被杀身亡。
不断从北方过来的移著民与南下的统治势力频繁地交替)。
在长达近七百年的统治时间里,百济统治阶层为了平衡国内人民矛盾以及外部势力带来的压力,不断变更着统治方式,因此百济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相互制约及阶段性的特点。
神权:
苏涂。
三韩土著社会所遗留的传统对百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苏涂:
朝鲜半岛三韩时期,每个村子里都有向天神祭祀的苏涂,在那个苏涂上立个大树,挂上铃铛和鼓来供奉鬼神。
三韩时期人们建立苏涂与佛教建立寺庙的意思相同。
这时的立木意味着寺院。
)
苏涂在逢乱世之时的确有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等作用,但无论是从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的角度,它的存在都将是阻碍百济国家的发展。
王权:
统治阶级不希望过多的百姓崇信苏涂而将帝王的训示作为某种强制力而无奈执行,作为统治者,他更希望百姓将帝王看成是百姓心中的神,神圣而不可侵犯。
这是一种驭民之术,更是一种谋求长治久安在精神层面上的一种趋向。
民权:
作为被统治阶级,他们也不会过分地希望将自己交给神灵,因为他们要面对的的是残酷的现实,而一味的祭拜只能从心灵上得到暂时的慰藉,而这只是权宜之计,要想得到长远的解脱或是更加现实的改善,他们必须寄希望于统治阶级能够改良政治,轻徭薄赋,实行所谓的“清明政治”。
汉城、熊津、泗沘的都城变迁使得政治势力发生变化,各时代的文化也应与其相适应而各具特色。
汉城时代(公元前18年到公元475年)百济与华夏的东晋交往使得百济得以积极地吸收其先进文化。
熊津时代(公元475年到公元538年)百济与华夏的梁交往密切;泗泌时代(公元538年到公元660年)百济同华夏的陈、北齐以及隋维持了比较亲善的外交,百济通过与这些国家的交往,广泛地吸收了南北朝的先进文化,因此说百济文化具有阶段性的特点
三、文化发展的地缘性
百济在与高句丽和新罗以及当时华夏的交往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文化交流,各国之间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而其中与高句丽和新罗的交往客观上为三国最终统一且形成单一民族,起到了思想基础的作用。
另外,百济很早就通过半岛的西海与中国交往,因此接触华夏文化思想的机会也很多,加上汉郡县的变迁以及与乐浪、带方的冲突及汉人的不断南下使得百济有一个接触汉文化的途径。
华夏传统的汉文化以及其他不同民族文化的传播,使百济文化具有许多华夏文化的身影。
地缘性的突出表现还在于墓葬起源和系统方面。
百济的古墓种类与高句丽相比,其样式是多种多样的。
百济的古墓主要有土圹墓、周沟土圹墓、土筑墓、石槨墓、积石塚、石室坟、砖筑坟、瓮棺墓、火葬墓等。
从墓葬的起源和系统上分析,土圹木棺墓、土圹木椁墓、土筑墓、瓮棺墓、火葬墓、石室坟等源自中国地区;积石塚源自蒙古和西伯利亚地方。
百济的墓葬之所以有如此多样,主要还是因为百济的发源地—汉江流域地处半岛中部,自古就接触南来北往的文化,并将之吸收融为本土化后又向南北方向传播。
另外,百济后期的中心地—锦江流域,通过海路可以更加便利地吸收来自半岛南北及其以外地区,包括华夏文化在内的各种多样文化。
四、文化发展的传播性
百济与日本在政治乃至文化方面的交往,开始于百济全盛时代,即百济近肖古王时期(公元4世纪)。
百济的使者阿直岐、博士王仁等先后前往倭国,传授汉学和其他文化(音乐、建筑、绘画、雕刻等)。
由于政治上百济同日本的关系要比其它两个国家更近一些,所以很多的百济乐人派往日本,百济的乐师和乐生非常活跃地开展音乐活动。
除了音乐和舞蹈外,百济人味摩之将其从华夏的吴国那里学到的假面舞的一种伎乐带到日本。
他在樱井地方传授伎乐时所使用的假面现保存在日本东大寺。
佛教方面:
百济是最先把佛教传入日本的国家。
百济圣王30年(公元552年)派遣怒利斯致契携佛像、佛经东渡日本弘法佛教,学界普遍认为这是日本佛教的开始。
此后百济继续派遣经师、律师、寺刹建筑师等赴日,对日本佛教的开创,做出了重大贡献。
百济的阿佐太子也在日本画圣德太子像而闻名遐迩。
从中可以看出百济文化又具有传播性的一面。
五、文化的并存性及融合性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葬俗并存意味着文化的并存。
新旧文化的并存体现在高句丽传统墓葬—土筑墓葬—土圹墓、瓮棺墓的并存方面。
韩国学者申滢植在他的《百济史》一书中曾提到“建国初以来无论是对河南慰礼城一带积石塚的建造还是频繁地筑城、修宫作业以及调动人力建造罗州一带的瓮棺墓,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王权是无法完成这些庞大工程的。
”
百济文化还具有融合性特点。
百济的生活伦理中有许多和后来传入的儒学相通的地方,而这些东西确实在儒学传入之前就已经存在。
例如对父母的孝、兄弟之间的友爱,在华夏文化传入之前便已经存在。
儒学的传入应该是将百济传统的文化与华夏的儒学思想相结合而形成百济特有的儒学文化。
另外,百济的文化是汉江流域的土著文化与高句丽系统的北方文化相结合发展而来的。
因此百济的文化具有将历史的传承与本土文化的构建相融合的特点。
百济文化不单纯是对南北方文化的融合与折中而是新文化的创造。
汉江流域的文化可以说是自青铜时代以来的南北方文化的融合与折中,但也可以说是与西北地区的角形文化和东北地区的孔列土器文化的共存。
这种土器地域化的同时又发展成为新的发展阶段—可乐土器阶段。
粘土带土器和金海式土器的制作成为百济前阶段文化的基础形态。
为防止可乐洞土圹墓封土内部进入雨水而配置葺石的做法是对土著坟的一种创新,从中可看出新文化与土著文化融合中出现了新的创造,进而反映出百济文化的特性。
综上所述,百济文化的特性是由诸多方面构成的,他的文化不仅具有内生的原动力同时又具有后天的援助力。
无论是从纵向的时间顺序还是从横向的地缘关系,百济的文化都具有自身蓬勃发展、不拘一格的特性。
三国地图-百济地理位置
百济佛像南朝佛像宋·道像
百济画像
百济佛教画像(局部)
思念故国图
百济31位王在位事记
1、温祚王〔夫余温祚〕(公元前18-公元28年)
公元前18年高句丽东明王子温祚,俱不为异母兄琉璃王所容,南走至汉山慰礼城,据其地为主,国号十济,后改百济,以家氏出于夫余,因姓夫余氏。
XF
前16年击退靺鞨来侵。
前15年遣使通好于汉乐浪郡。
前11年靺鞨围国都慰礼城,旋以粮尽退兵;于边境筑城,汉乐浪太守使人来责问,因失和。
前9年靺鞨来侵,互有胜负。
前8年汉乐浪郡以靺鞨人袭破边栅。
前6年迁都汉山下,名汉城。
前2年汉乐浪郡来侵。
前1年靺鞨来侵,败还。
公元8年袭灭马韩,并之。
14年倭侵边;新乐浪郡兵来扰,旋退。
16年马韩旧将周勤于周谷城起兵反,旋败死。
19年大旱,饥民流入高句丽者甚多。
22年靺鞨来袭,杀掠而去。
28年温祚王卒,子多娄立。
2、多娄王〔夫余多娄〕(28-77)
30、31年破靺鞨兵。
33年始作稻田。
34年靺鞨破边城。
64年侵新罗,无功。
66年拔新罗一城,寻失。
75年侵新罗,拔一城,后又失。
77年多娄王卒,子己娄立。
3、己娄王〔夫余己娄〕(77-128)
128年己娄王卒,子盖娄立。
4、盖娄王〔夫余盖娄〕(128-166)
166年盖娄王卒,子肖古立。
5、肖古王〔夫余肖古〕(166-214)
188年侵新罗,败还。
190年侵新罗。
204年与新罗构兵。
210年靺鞨来侵。
214年与靺鞨互有侵掠;肖古王卒,子仇首立。
6、仇首王〔夫余仇首〕(214-234)
216年与靺鞨构兵。
218年侵新罗,不利。
222年侵新罗。
224年为新罗所败。
229年与靺鞨构兵。
234年仇首王卒,子沙伴立,寻卒;肖古王弟古尔立。
7、古尔王〔夫余古尔〕(234-286)
240年侵新罗。
246年侵魏乐浪,旋惧讨,还所掠。
255年侵新罗。
260年定官制,正服色。
266年侵新罗。
278年侵新罗。
286年请和于新罗;古尔王卒,子责稽立;遣兵助带方御高句丽。
8、责稽王〔夫余责稽〕(286-298)
298年晋与貊人来侵,责稽王阵亡,子汾西立。
9、汾西王〔夫余汾西〕(298-304)
304年袭晋乐浪西县;乐浪太守遣人刺杀汾西王,国人立仇首王子比流。
10、比流王〔夫余比流〕(304-344)
344年比流王卒,汾西王子契立。
11、契王〔夫余契〕(344-346)
346年契王卒,比流王子近肖古立。
12、近肖古王〔夫余近肖古〕(346-375)
369年高句丽来侵。
371年围平壤,杀高句丽故国原王;移都汉山。
374年以高兴为博士,从此有文字、书记。
375年近肖古王卒,子近仇首立;败高句丽来侵。
13、近仇首王〔夫余近仇首〕(375-384)
384年近仇首王卒,子枕流立;使朝于晋;胡僧摩罗难陀自晋至,于是佛法传入。
14、枕流王〔夫余枕流〕(384-385)
385年创寺以居僧人;枕流王卒,弟辰斯立。
15、辰斯王〔夫余辰斯〕(385-392)
390年侵高句丽,陷其边城,虏其民。
391年靺鞨侵北边。
392年辰斯王卒,枕流王子阿华立;汉水以北被高句丽所陷。
16、阿华王〔夫余阿华〕(392-405)
394年侵高句丽,败还。
397年与倭交好,遣太子腆支为质。
399年民以苦于兵役,多奔新罗。
405年阿华王卒,长子腆支因质于倭,次子训解摄政,三子碟礼杀训解自立,腆支以倭兵还,国人杀碟礼,迎立之。
17、腆支王〔夫余腆支〕(405-420)
416年晋册封腆支王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
420年腆支王卒,子尔久辛立。
18、尔久辛王〔夫余尔久辛〕(420-427)
425年宋追封腆支王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
427年尔久辛王卒,子毗有立。
19、毗有王〔夫余毗有〕(427-455)
455年毗有王卒,子庆司立,改名余庆,是为盖卤王。
20、盖卤王〔夫余余庆〕(455-475)
469年遣使于北魏请伐高句丽,魏不许,自此绝朝贡。
475年盖卤王信高句丽间谍僧人道琳言,大兴土木,财竭民怨,高句丽大举来攻,陷都城,盖卤王被杀,子文周立,迁都熊津。
21、文周王〔夫余文周〕(475-477)
477年大臣解仇弑文周王,立其子三尽,总揽国政。
22、三斤王〔夫余三斤〕(477-479)
478年权臣解仇被杀。
479年三斤王卒,盖卤王孙牟大立,是为东城王。
23、东城王〔夫余牟大〕(479-501)
481年合新罗败高句丽。
484年高句丽入侵新罗,出兵救新罗,败高句丽军于母山。
488年北魏兵来攻,败还。
491年大水,民饥,流入新罗者甚多。
495年高句丽来侵,新罗来救,合败之。
498年攻耽罗,旋止。
499年大旱,民饥相食,汉山人多亡入高句丽。
501年东城王为下所杀,子期摩(一名余隆)立,是为武宁王。
24、武宁王〔夫余期摩〕(501-523)
503年靺鞨来侵。
506年靺鞨侵边,大杀掠。
507年击退高句丽与靺鞨来侵。
512年破高句丽来侵。
521年蝗、饥,民亡入新罗者甚多;梁拜武宁王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宁东大将军、百济王。
523年武宁王卒,子明农立,是为圣王。
25、圣王〔夫余明农〕(523-554)
524年梁册封圣王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绥东将军、百济王。
529年高句丽来侵,御之不利。
538年移都泗纰,国号南夫余。
548年高句丽来侵,为新罗救兵所败。
550年与高句丽构兵,献高句丽俘于日本。
554年圣王以新罗与高句丽通好,督兵攻之,败死;子昌立,是为威德王。
26、威德王〔夫余昌〕(554-598)
556年日本派兵助守百济要害。
570年北齐授威德王使持节、侍中、车骑大将军,带方郡公、百济王。
581年使朝于隋,受册封上开府、带方郡公、百济王。
589年遣使贺隋灭陈。
598年遣使于隋,请助攻高句丽;威德王卒,子季明立,是为惠王。
27、惠王〔夫余季明〕(598-599)
599年惠王卒,子宣立,是为法王;下令禁杀生,放鹰鹞,焚渔猎之具。
28、法王〔夫余宣〕(599-600)
600年法王卒,子璋立,是为武王。
29、武王〔夫余璋〕(600-641)
602年侵新罗,败绩。
607年遣使于隋,请攻高句丽。
611年侵新罗。
612年隋伐高句丽,百济顿兵境上,阳为隋之声援,实暗通高句丽。
616年侵新罗。
624年唐册封武王带方郡王、百济王。
626年遣使于唐,献明光铠,讼高句丽阻贡道。
627年遣使如唐,唐谕之勿侵新罗。
634年修成王兴寺。
637年遣使如唐,献金甲、雕斧,唐回赐锦袍、彩帛。
640年遣子弟如唐,请入国子学。
641年武王卒,子义慈立,唐使来册封义慈王封带方郡王、百济王,加柱国。
30、义慈王〔夫余义慈〕(641-660)
642年义慈王亲攻新罗,取四十余城,又于高句丽谋。
644年新罗攻下百济七城。
648年攻新罗,败绩;新罗反攻,拔百济十二城,斩俘三万余。
649年攻新罗,不利,丧亡近万。
651年唐帝谕与高句丽、新罗和解。
655年与高句丽联合攻新罗。
657年大旱。
659年攻新罗,拔二城;新罗请兵于唐,以攻百济。
660年唐遣苏定方率13万兵自海道来攻,得新罗之助,破百济都城,义慈王降,国亡,凡678年;唐分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各统州县,以其渠帅为都督、刺史、县令。
31、夫余丰(661-663)
661年百济僧道琛、旧将福信等迎王子夫余丰于日本,奉之为主,围唐戍军于熊津,各地多叛。
662年唐将刘仁轨破百济,百济遣使于倭及高句丽求救。
663年刘仁轨大破日本援百济之兵于白江口,百济王夫余丰奔高句丽,王子忠胜等降,百济尽平。
儒学、佛教的广泛传播与道教的清冷形成对比。
业内部分学者认为儒学及佛教传入百济后,由于其理论体系符合统治阶层的政治理念而被扩大宣扬,而道教却受排斥,进而形成了儒学佛教广泛传播而道教清冷发展的对比局面。
笔者对此持不同观点。
一种文化的产生不可能由单独的某一阶层所创造,在其发展过程中,更多的是下层民众的支持与传播。
儒学和道教本为同源思想,都是关乎人们生活的。
纵观别国经验,百济的儒学与道家思想在传承过程中,也存在逐渐同化的特性,而这种特性也影响了佛教,这种同化的特性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
如墓葬、文物及各期佛造像。
百济医学也很发达,是不是继承了扶余及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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